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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很多时候我将自己淹没在史籍里，走出来却已身心俱疲。章炳麟曾经宣扬“国粹”及“宗教”，在当时的中国备受推崇。那时候兵荒马乱，我们的国民忙着躲避战乱，为生活奔波劳碌。今天我们正在向民主，自由，和谐的强大国家发展，并在经济上取得伟大的成就。我们的文化，即软实力仍跟不上前进的道路。今天我写这篇文章措辞激烈，我不希望我们的文化是一叶扁舟。很多人只书写我们的特长，其实我们的短处很多。所以，我们要清醒认识到我们的现实状况，别好高骛远。
我想要写中国黑暗的角落已经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了，很多人在自我安慰的生活着，没有追求，随波逐流。我们中国人总是用“成王败寇”的眼光来看待事情，并乐此不疲的用胜利者的姿态活下去。以前斜眼看历史，像隔着门缝看屋内的人，总是半透明。现在对于历史，我们实在要细细观察，因为“历史的道路，有时穿过尘埃，有时穿过泥泞。有时横渡沼泽，有时行经丛林”（车尔尼雪夫斯基语）。我之黑暗并非政治意义上的反政府或者无政府主义，我之黑暗从广义上来讲是文化的荒原，思想的沙漠。文化思想从不应该成为政治手段，它是一种诉求。我们从来告诉世界，我们如何历史悠久如何文化源远流长，那不过是假装内心强大。世界对我们仍很陌生。人类文明的变迁，我们缺席了很多次，结果都只是抓住了它尾巴上的几根毛。我们有过的黄金时代，无需像守财奴一样守着，也无需抱着终老。
我们的历史是一部骨肉相残的历史，历年的征战使得人们的思维方式在特定的范围内用惰性生存。
古人齐家，治国，平天下，所谓修身养性不过是幌子，得到功名才是真。假如禹像尧舜那样走圣德的道路，没有“父传子，家天下”的世袭，中国文化的历史会是另一种景观吧！桀被流放的时候，他很不开心的告诉身边人，是自己当初没有杀掉成汤，导致自己落得这样的下场。其实不然，是他的祖先禹害了他，禹若遵循尧舜的道路，不贤德者不出仕，桀何以如此呢？封建的统治者，大多昏庸无能，对文化的破坏，对人民的杀戮。对内搞禁闭，对外搞议和。人们为大禹唱赞歌的时候，我给他浇一盆冷水已经是很客气了。
先秦诸子们思想的匕首刺穿了夜空，唐朝诗歌的黄金时代成为永恒的记忆。首先，这两个时代环境都比较稳定，那些政治家们即便不雄才大略，也绝非等闲之辈。再者，统治者本身就有解开思想束缚的远景。比如春秋时期，一些国家是在夹缝中求生存，倘不实行仁政，就有亡国的危险。唐太宗时期到李隆基还没有遇见杨贵妃的那百来年，那是人类不可复制的辉煌时期。今天你到一些国家去，那些唐人街的称谓显示了大唐声名的远播。孔子周游列国，说别了就是到处找工作，先到陈国当了几天官，被炒鱿鱼了，然后再到鲁国去。可见当时的诸侯还是比较包容的。我要说的是，孔子仍然是我们华夏民族输出的一个巨人，也是唯一的一个思想巨人。困于陈蔡，七日不食，也掩盖不了他的光芒。然而就是他产出的那点作品，后来的许多人耗尽终身来研究，来注解。于丹就把薄薄的一本《论语》说成厚厚的一本专著，可见吃饱了不光撑着，也是能干点事情的。自己都说得自己不敢相信了，中国人是有思没有想的。那些盛名之下的伟大人物是要靠注解前人的作品来立世的。伟大人物尚且如此，那么，我们的思想的断裂也是不无根源的。我想文化思想史就应该叫作断代史。钱穆写一本《中国思想史》，我翻开后，满是迷茫。台湾的同胞韦政通也弄了本这类书籍，除了介绍名声响亮的几个人物外，没有新意。
我们现在这样的宏大时代，无论是空间，环境，机遇都具备了要产出伟大人物的时代，何以这样荒凉？我们输出了廉价劳动力，制造产品，为何无法输出文化思想界的巨人？所以，我们不好把这样的境况归结给我们所处时代的背景与环境。我们输出再好的产品，至多能成为一个制造大国。要成为一个一流的强大国家，没有等级的思想大师是非常遗憾的发迹。

二
秦始皇挖了一个大坑，把那些优秀的知识份子抓来活埋，再焚掉他们的著作，以期控制思想的传播。这个馊主意是李斯提出来的，我们是责怪李斯呢？还是哀叹嬴政的目光短浅？等到项羽进了咸阳，一把火毁了阿房宫，熊熊火焰，一月未止。东汉的董卓，史书这样形容他“性残忍不仁，遂以严刑协众，睚眦之隙必扳，人不自保”。董卓师承了霸王残忍，在洛阳放了一把火，绵延二百里。古埃及古希腊远不及我们的历史久远，却有光辉灿烂的思想流传，大概是没有人放火的缘故罢！
儒家文化本不是政治家治国的准则，但是经过董仲舒一鼓吹，汉武帝再贯彻到底，那就是正统了。我觉得孔子所谓“杀身成仁”，孟子所谓“舍生取义”都不是什么好东西。伯夷，叔齐不是讲仁义么，他们即对商纣当时的暴政不满，又觉得周武王征伐纣王不应该。是非不分，伯夷，叔齐活该饿死。董仲舒“罢黜百家，表彰六经”是自私的举动，禁锢了其他思想流派的发展。很多学者很多考究僻人赞赏董仲舒，其实就好比赞赏只会踢球而不会防守的球员一样，是单一的模式前行。
司马迁后来是受了宫刑的，其原因是替投降匈奴的李陵说了几句公道话，触怒了刘彻。但其对梦想的坚持，对历史的态度令人敬畏。他说“盖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底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他不也正是这样的人吗。他有我写后别人不敢写的气魄。每每看到记载关于司马迁受宫刑的文字，我眼眶湿润。不为那遭遇，只为那人格。人类历史成千上亿年，唯独我们中国的历史有这种对待男人像阉割畜生一样的做法。根据台湾柏杨先生的考证，发明了太监的就是那个鼎鼎大名的周公旦了。悲哀啊悲哀，这与二战日本鬼子在松山战役时吃同胞人肉有何区别？滔滔罪行，人类进化的历史，何以无人上个奏折阐述它危害的事由？
中国从公元316年西晋灭亡开始，经过270多年的纷争局面，隋朝统一了天下。这个短命的王朝，我的同姓杨广杀兄弑父，有违人伦。宋朝皇帝很忙，忙着与名妓打情骂俏。官府也很忙，忙着“剿匪”。王安石变法是没有成功的，司马光和苏东坡都反对他，连欧阳修也嗤之以鼻。等到王安石下台以后，司马光做了宰相就全盘否定他，取之而来的便是文人相轻。林语堂写有一本《苏东坡传》，苏东坡的命运便是封建王朝历史的最好写照。
蒙古人进了中原后，把人分为三六九等。清军屠城的“扬州十日”，惨案“嘉定三屠”。这些对人类生命与尊严的肆意践踏，对文化的破坏，暗无天日。朱元璋制造的胡惟庸蓝玉惨案，前前后后诛杀了一万多人，其想法是保住建文帝的江山。为此，他还赐死李善长，难道真是“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等到他一命乌呼，他的儿子朱棣把建文帝的重臣，宫女，以及家属统统追杀。历史上所有的改朝换代，从未有过这样屠杀对方官吏的举动。清朝史学家谷应泰感叹到：“嗟呼，暴秦之法，罪止三族。强汉之律，不过五宗。-----天道好还，而人命至重，遂可灭绝至此乎”？
翻开二十五史，对我们祖先的深重灾难掩面叹息，在统治者的屠刀下，除了叹息，我还能做什么。早生几百年几千年，我也无力也没有机会改变这黑暗的现状。还能有什么更好的变法吗？我懂得了我们民族立足世界却没有输出去巨人的缘由了，我们好不容易在孔子之后有一个司马迁，统治者却使他身心俱惫，然而那宫刑确实也是我们发明的罢！苏东坡的全能也因为小人嫉妒与统治者的猜疑差点自行了断（他曾经想自杀）。他们的人生写进了历史，写进了文明，却永远写不进统治者所谓的丰功伟绩。他们白发苍苍，他们鞠躬尽瘁，他们才华横溢，他们却没有得到当权者的正视。
我们的文明总是沾满了鲜血，泪湿了衣衫。为何统治者的胸襟不够宽阔，他们只需要纠正一下自己的判断，或者给司马迁苏东坡们投去一个欣赏的目光。是的，有那么一点就足够让这些文化人兴奋不已，生机勃勃。可是当欧洲进入文艺复兴的时候，我们却还在朝代更迭的水深火热里，所谓的乱世英雄，那要以牺牲多少无辜的生命为代价？有时候我真想大哭一场，大哭人们不去反思一下我们历史进程中的黑暗，还在为帝王们的血雨腥风大刀霍霍大谱史诗。
是的，历史也累了。
真的，我好想大哭一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