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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暑假，我去了瑞士的采尔马特（Zermatt），那是一个对外隔离的山城，除了特别的登山火车，一般车子开不上去，也不准上去。

但是当我进入山城时，真是吓一跳，发现街上的人群，多得摩肩接踵，似乎半个欧洲的年轻人都拥到了采尔马特。

那里有阿尔卑斯山最著名的马特宏峰（Matter-horn）。

站在采尔马特的街上，举头就可以看见尖耸入云，仿佛一个锥子般插入天空的山峰。

七月的盛夏，马特宏峰却积着厚雪，许多刚下火车的年轻人，指着山峰又叫又跳，好像打算一步跳上山头。

第二天早上，天刚亮，我就出发了。先坐计程车到半山的缆车站，搭小缆车到一千八百多公尺处的中继点，再换大缆车升上三千公尺，又换圆形缆车，直抵三千八百八十三公尺的观景台。

走出缆车，是一个通道，长长的山洞里，一群群年轻人，穿着厚厚的滑雪装，扛着登山的工具或滑雪板，像是一群全副武装的战士，正虎虎生风地走出碉堡。

山洞外是零下的气温和一片让人张不开眼的白。有不适应高山的人，坐在地上喘气，也有人往更高处的瞭望台上爬。

瞭望台上有个木雕的“耶稣钉十字架像”，面对着四周白皑皑的山头和远处耸立的马特宏峰。

“为什么放个耶稣像在这儿？”我听见有人问。

另一人笑道：“大概为了对那些登山牺牲的人表示悲悯。”

高达四千四百七十八公尺的马特宏峰，直直的峭壁在阳光下闪亮，似乎向来自世界的登山好手撒下战帖，说：“你们谁敢来，来呀！”

千百年来，也就有那么一批又一批的登山家，前仆后继地死在马特宏山的脚下。

直到1865年7月，才有个叫爱德华·威姆佩尔（Edward Whymper）的人，率领他七人登山队中的两个人，登上最巅峰。另外四个人，则死在了中途。

从那以后，又有许多人登上了巅峰，也又有上百位登山好手牺牲了生命。

在缆车站外的雪地上，看见三个人，正在准备出征。由一个年岁较长的男人，把一根长长的绳索绑在每个人的身上。他们不是紧紧相连，而是隔一长段绳索绑一个人。

“我们不会走在一起，而是拉开来。攀上山峰前，先得走这一长段冰河。”男人指指远处的一大片白，“冰河上有很多裂缝，滑下去，连声音都没有，就不见了。所以我们走得很开，一个人掉下去，还有两个人能拉。”

“如果两个人掉下去呢？”我很不识趣地问。

他怔了一下，笑起来：“求救！没人救，又拉不上来，自己都要掉下去了，只好割断绳索。”

我举起相机，为他们拍了张照片，又开玩笑地说：“可惜不能跟你们上去，为你们在巅峰拍照。”

“我们不拍照。”

“登上马特宏，也不拍照？”我问。

“既然上去了，还照什么？”那男人笑笑，指了指胸口，“自己心里知道就好了。”

下山时，缆车站向我索票，我又开玩笑地问：“难道还有人买单程，只上山，不下山吗？”

“当然。”收票员拉上厚厚的缆车门，“有不少人买单程票。有的自己走下山，有的免费坐我们的车，把尸体运下山。”

上山时熙熙攘攘的缆车里，下午三点，除我们一家，已经没有人。不是早下山了，就是正在往巅峰爬。

看那白雪上，一点一点慢慢移动的人影。我想：人生不就像爬山吗？

有人只是坐缆车，到高处，远远看看孤危的巅峰；有人爬到一半，受不了，退缩下来；有人半山搭营，遇到雪崩，闷不出声就死了；也有人从那垂直的岩壁上失手坠落。

只有极少数人，攀上了巅峰。他们又可能只是站几分钟，连照片都不留一张，就离开。

我也想：其实随便找架直升机，没几分钟，就能把你放到巅峰。站在那儿，并不难。

但是，瞧！那些年轻人，摩拳擦掌的，就是要耍酷、玩命，靠自己的力量，一步一步地爬上去。

这就是年轻啊！

总在心里有个目标，朝着那目标前进。他们不是挑战大自然，而是挑战自己；他们不只是登上眼前的巅峰，而是登上心中的巅峰。

这本书就是为年轻人写的。

正因为是写给“年轻的你”，所以既把你往回拉，叮嘱你好好准备行囊、接受训练；也把你往外推，告诉你你要走自己的路，成为你自己。

这本书也是为海内外华人青少年写的，其中的文章除了在台湾发表，也在大陆的《中学生》《中外少年》杂志和马来西亚的《南洋商报》刊出。它针对在传统价值观和现代新伦理间矛盾的年轻朋友，提出一系列的建议。

愿每位年轻朋友，在读完这本书之后，都能知道感恩，知道敬老，知道写作，知道说话，知道怎么选择方向、怎么交异性朋友、怎么对待同性恋、怎么执著自己的理想、怎么看出上一代隐藏的深情，以及怎么忠于时间、忠于工作、忠于良知。

更重要的是，盼望每个朋友，都能把握年轻的冲力，既然认定方向，就勇往直前、无怨无悔，终于——

攀上心中的巅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