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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处可见的共享单车似乎在一夜之间就迅速成了中国城市里最常见的街景之一，对许多人而言，它的确便捷，在交通拥堵的短途出行中尤为好用，甚至还能顺便起到环保、健身的功用。不过，当不久前摩拜单车入围“中国社会企业奖”时，却激起了无数争论，其焦点在于：共享单车是否能算作是“社会企业”？换言之，它是否“用商业手段解决社会问题”？

 

毫无疑问，那么多资本热钱涌入共享单车的市场，与其说是出于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倒不如说是因为企业逐利的本能。就像当年的联产承包责任制一样，新事物的混合性质往往让人争论不休，这讨论上几年都可以，但不必否认，它确实以一种不同的方式解决了某些社会问题和实际需求，要不然就无法解释为何人们那么乐于采用它。

 

耐人寻味的一点是：尽管多年来一直有人呼吁推广自行车来补足城市公交的“最后一公里”问题，像福州等城市也早就建起了自己的城市公共自行车，然而却收效甚微；两年前摩拜单车开始进入这个市场时，恐怕没什么人能想到共享单车能迅速取得这么大的成功。这不得不说是因为新技术带来的新思路：原先那种公共自行车不仅网点少、租还都要到固定地点，而且门槛就很高——租赁前先得拿着自己身份证去办卡，交上几百元押金。相比起来，以无线网络技术助力的摩拜单车省去了所有这些环节的麻烦，甚至让人觉得没必要自己买自行车了，因为它还解决了一个长期以来困扰人的头痛问题：自行车总是容易失窃。

 

 

在面临社会问题时，中国人的传统解决思路是“讲道德”。自行车偷盗案件多，那是因为社会人心坏了，需要改良民风，提振正气；不文明现象多，那也要多谈谈“不讲卫生可耻”；贪污腐败的现象多，也被归结为当事人道德上腐化堕落，因而需要从风纪入手，以廉洁的榜样来激励人。近二十年来，渐渐有人意识到，在一个日趋复杂的社会里，仅仅如此不足以重铸社会秩序，由此开始设法从制度上杜绝让人出问题的机会，再配合以法律上的震慑。不过，这既不是一蹴而就的，也不总是普遍适用的.例如，法律可以判决儿子必须每月探望父母一次，但却无法修补亲情；条令和标语也都说禁止闯红灯，但不可能每个路口都有警力去纠正路人的违规行为。

 

在这方面，有时技术确实能从一种不同的角度来提供巧妙的解决办法。在日本，极少人会闯红灯，这不仅是因为所谓的“素质高”，也因为日本的很多城市道路本身在规划时就在技术上考虑到了人车分离，而在人车混用的路段，也严格贯彻行人优先的原则。很多人闯红灯是因为在小路口不耐烦久等，觉得反正也没车，不如自己过吧。针对这种心理，日本城市那些行人不多的小路口，大多设置有行人自助的红绿灯，你可以自己摁一下，过一阵就会转成绿灯，即可安全过马路，而不必干等着。这虽是小细节，但却意味着让行人掌握着过马路的主动权；对车辆而言也有好处：既减少了车祸发生概率，而无人摁的时候也可通行无阻，不必在明明无人过马路的时候却只能停下来等红灯过去。

 

日本东京新宿的斑马线日本东京新宿的斑马线

这种以技术来解决社会问题的思路，在国内虽是新事物，但在国外却早已不鲜见。1879年，美国利迪兄弟发明的世界上最早的收银机，除了实时准确地记录营业收益之外，很重要的一个功能就是为了解决当时令许多店主头痛的老问题：店员可能会因偷窃或误算而造成损失。收银机比任何道德训诫或奖惩制度都更一劳永逸地解决了这个问题，因为只要输入商品信息和客户付款额度，机器就会计算出找零的数额，同时杜绝了店员中饱私囊的可能。

 

在这类逻辑关系较为简单直接的问题上，技术往往可以釜底抽薪地解决问题。正如机械打卡机还可以作弊，但到生物识别技术出现后，这就变得基本不可能了——尽管现在也有硅胶制作的指纹套可以欺骗打卡机，但大概没有人能瞒过更严密的虹膜识别。这种解决思路的好处是简洁高效、几乎杜绝了任何可操纵的模糊空间和人为失误。在某种程度上，共享单车也是如此：由于每辆车都含有支持GPS的定位芯片，精度可达到10米的范围内，加上它必须依靠手机扫码开锁，在这种情况下它几乎是不可能失窃的，更不可能销赃，因而在技术上就使偷窃它的行为失去了意义。

 

不过，如果认为技术能解决所有社会问题，那也是过分乐观了。事实上，近代以来的主要历史教训之一是：技术在解决一些问题的同时，往往会带来一些新的问题。当汽车替代马车之后，或许倒是解决了都市中马车造成的马粪这一卫生问题，但汽车尾气带来的问题更麻烦——这就像电脑软件程序出现bug后，安装了新的补丁修复，但补丁本身又会带来新的bug。

 

这在那些牵涉到复杂面向的发明创造时尤其如此。因为这类新技术往往在广阔的多个领域造成深浅不等、好坏不一的影响。如今许多人都习惯了手机无线支付。这确实会相当便捷，免去了找零之苦，也可省去钱币在制造、使用过程中产生的环境、卫生或破损问题，甚至还可在一定程度上减少钱财形式的贪腐——因为无现金社会意味着你的每一笔收入都将是有记录可查的。最近流行的一个段子是，有小偷在杭州偷窃了几家店也没弄到几个钱，哀叹“你们杭州怎么都不用现金的”，似乎还顺便解决了现金盗窃的问题。不过，仔细想下也会明白，无现金社会将意味着个人财务隐私更有可能被侵犯，资金安全更为脆弱，更不必说诸如储蓄罐、压岁钱之类的社会习俗将受到深远冲击。

 

确切地说，一项技术发明的目的，很少是为了专门解决某一社会问题本身，因为它一旦问世，会找到许多原先连发明者本人也不曾料想到的功用，因而它产生的影响，有很多恐怕都是某种“非意图后果”。这种“非意图后果”有可能是好的，也可能是不好的；技术既能用来做好事，也能用来做坏事，它本身通常都是中立的。正如当年印刷术的发明，一般普遍认为是为了便于大量复制宗教书籍来积累功德，然而它迅速被运用到许多领域，结果反倒大大推动了世俗文化的繁荣、社会识字率的提升，以及对许多古籍珍本的保存；到后来，还可用于从印刷纸币到大众报刊的一系列事物，其影响之深远，是一开始根本不可能料见的，也使得当初那个“积累功德”的目的变得根本不重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