亿博娱乐注册网站 新版mg不朽情缘

一个男生在回国前夕，被其母特意叮嘱“要回国了，把胡子刮干净”，理由是这样“看上去清爽一点”。但儿子追问什么叫做“清爽”、到底胡子多长才叫“清爽”，她也说不清楚，只是坚持一定要“清爽”。

 

这番母子间的争执固然显得有几分好笑，但却是中国家庭中常有的景象。女孩子在这方面从小受到的管束甚至更多——有位朋友都已工作多年了，一次春节全家聚会，其母忽然很嫌恶地说：“你为什么要带有颜色的耳环？你又不是少数民族！就算要戴，戴个小珠子就好了。”另一位只是因为戴了个红色的耳坠，竟然被母亲态度严肃地教训说“只有不正经的女人才戴这样的”。有些家庭为此简直做绝了，不仅父母整天唠叨“小姑娘要利利索索”，甚至还会逼着女儿去剪那种头发只留一寸多的“5号头”。

 

 

不论是叫做“清爽”，还是“利索”或“精神”，这些话语背后表达的意思是一致的，那就是一种“正派”的形象。也正因此，这的确不是能用毛发的长度来界定的，因为这说到底是一种道德形象：干净朴素，不奇装异服，举止得体（特别是不能勾肩搭背、流里流气），符合家长权威所默认的社会保守价值规范，就像一个三好学生。

 

女生之所以受到的管束更多，无疑也在于此：因为家长通常对女儿不遵守这套价值观更为反感，仿佛她们烫了发、戴了张扬的首饰就证明她们在道德上可疑了。在《桑切斯的孩子们》一书中，一位墨西哥贫民家庭的女儿康素爱萝恰如其份地表达了这种社会心理：“我穿戴得体绝不是为了取悦男人！我妹妹不明白这个道理。在她看来——我现在想起来就要笑——我如此注重打扮，只能说明我是个水性杨花的女人。”

 

这些乍看起来都是生活中琐屑的小事，但这种心态如此普遍的存在，证明其中有着某种更意义深远的社会潜意识：在中国式审美中，“美”本身包含着道德因素，甚至受制于它，简言之，“美”必须要合乎“礼”。一个女孩子也许是美，但如果她高调的打扮在别人看来是招摇的，那她得到的评价很可能不是“美”，而是带有道德贬义色彩的“妖”。也就是说，在中国社会中，我们对美的评价本身和道德纠缠在一起。

 

 

一般认为，现代性的标志之一是“个性”与“道德”的分离，所以我们往往偏爱真性情的“真小人”而反感“伪君子”，但事实上，这里仍然有一个陷阱，那就是：我们会不由自主地倾向于那些外表与内在统一的人。

 

虽然在理智上，我们知道这两者也许毫无关联，那些卖毒品的黑道人物，或许也斯斯文文、穿戴得很正经，而一个满身刺青的也不见得就好勇斗狠，但实际上我们内心深处的本能反应，仍倾向于认为外表是内心的真实折射——其结果，如果一个人看上去奇装异服，这就好像在人群中释放了一个信号，让人猜测他内心是否也是如此，否则他为何喜欢穿成这样？

 

很多父母之所以厌恶子女偏离了“清爽”的审美，是因为他们在潜意识里假定：外观是人的内心变化的指针。就像影视剧里常有这样的桥段：一个妓女从良后，不再每天打扮得花枝招展，而换上钗荆裙布，这是某种“外观的道德性”。

 

既然如此，那随之而来的一个问题是：这会鼓励某种伪善，因为一个人可以通过外表来遮掩真实的自我。外表不再是内心道德的指示器，而成了一个迷惑性的假象。这个道理早就有人明白，隋炀帝以沉迷于声色犬马著称，尽管从小“美姿仪”，但却是一副“深沉严重”的样子，因为他知道父亲隋文帝喜欢稳重、俭朴的品行，于是有意以这样的形象示人，终于如愿以偿获得了继承权。

 

你觉得这只是个早已过时的历史故事吗？并不是。《康熙来了》里面，不少女明星还说，要去见男友家人时，都尽量少戴花哨首饰，穿素净款式的连衣裙，头发也要简单整齐地披着或扎马尾，这样能博得长辈的好感。

 

在社会交往中，凭借外表来判断一个人，往往也不失为一种简洁有效的方法，因为人们常常没有精力或机会来深入了解一个陌生人；但在一个社会日渐多元化复杂发展之后，这就变成了审美体验和艺术创新的一件紧身衣。因为这种审美观默认美是一元的，只有“清爽”是可以接受的，别的一些则是奇装异服、歪门邪道，看着就不像是正派人。它不喜欢标新立异、别出心裁，那不被视为创新或个性，而是因其新奇而感到难以接受，进而被视为一种道德上的可疑，因而偏离这一主流价值观的东西，都可能被拒斥或被视为邪僻。

 

就像我周围不少受过良好教育的朋友，在看了一些日本现代艺术装置或小众电影之后，常有的反应是“日本人好变态”——这就从美学本身，上升到了创作者本人的道德问题。因为一个随之而来的问题是：一个人为什么会创造出这样的作品？那是出于什么内心感受？在他们看来，一个人能想出那样的构图、装置或情节，必有可怕的内心，因此他们在观赏作品之后的第一反应不是去体验作品的美，而认为这种另辟蹊径的做法是心理变态的体现。

 

在一个简单的社会里，这不是大问题，那时形式与内容也往往更能统一，但在社会价值取向和审美多元化的背景下，这种想法却对艺术和时尚的发展极其不利。因为“美”和“礼”遵循不同的原则，两者在简单社会尚能相安无事，但在现代则存在极大矛盾，如果仍以“礼”作为底线，那势必极大地压缩美的发展与空间。

 

这种观念在本质上是认为“你可以创造美，但这种美得在道德上能被人接受”，换言之，这是一种“美以载道”的想法。如果审美的标准不是美本身，而是道德，那么法国波德莱尔的颓废派诗歌、日本的耽美艺术、昆丁的暴力美学可能都无法存在，因为它们看起来在道德上都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