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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5月，就在我去马来西亚演讲之前，接到当地一个女孩子的来信，里面附了一叠资料，细看，是医师的诊断证明，证明她得了血癌。

“我很想去听您的演讲，但是因为要动手术，不能去了。”女孩子在信里描述了病情，以及她痛苦的生活。说到她从小就被姐姐欺负，似乎对那姐姐充满怨恨。

看看日子，正是她要动手术的前几天，我立刻拨了越洋电话过去，是她自己接的。

我问她动什么手术。

“骨髓移植。”她说。

“你能找到跟自己条件相符的捐赠者，已经很不容易了。”我说，“是谁呀？”

“是我姐姐。”

“就是你信里提到的，从小总是欺负你的姐姐？那个让你抬不起头的姐姐？”我问。

“是，就是她。”

“她知道捐骨髓要在骨盆上打好多洞，一点一点抽骨髓出来吗？”我又问：“她知道那是非常痛的吗？”

“她知道。”

“是她自己愿意，还是你求她的？”

“她自己愿意。”

“所以你知道她是爱你的。”

好几秒钟，女孩子没说话。然后幽幽地说：“是的，一直到现在，我才知道她爱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