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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读史至一个王朝的末期，历史的记载常给人留下一堆杂乱无章的印象。民生的困苦触目惊心，宫廷上走马换灯式的变局似一幕幕层出不穷的闹剧。世相的纷繁无序令人眼花缭乱，一种无力回天的败落近乎宿命般难以理喻。有唐一代因其辉煌的文治武功引后人无限遐想，而它耗散心魄的过程就尤其使人扼腕长叹。

   安史之乱无疑是中华民族千古之痛，历史从灿烂的顶峰开始跌落。藩镇割据宦官擅权一次又一次重挫帝国的元气。及至晚唐，国运变得愈来愈扑朔迷离，整个民族仿佛是漂流在大海上的航船失去了目标。政治上旧弊未除而新患又生，一场持续了四十年的“牛李党争” 加重了朝纲的腐败。这一次朋党之间的倾轧就连晚唐最伟大的诗人也莫名其妙地深陷其中无以自拔，给中华民族悠久的文化史添上了怅惘的一笔。

   这位大诗人就是唐代诗坛的殿军入物李商隐，他身后家喻户晓的声名比之其一生的坎坷遭遇常令人不胜唏嘘。诗人早年的经历就颇值得同情，九岁丧父，家无长物，生活困窘得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四海无可归之地，九族无可依之亲，” 作为长子且身后尚有弟妹五人，他肩上的担子也够沉的了。为了全家的生计，他在历世择业上没多少选择的余地。这位家无恒产且出生小官僚家庭的读书人，做官成了唯一的出路。在那个以诗文取仕的时代，所幸的是他从少年起就练就了一手好文章，以至于因擅长古文早早就与一些士大夫开始了交游。

   李商隐十七岁时，不知是因为父执的关系还是文章出众，也许两者兼而有之，天平军节度使令狐楚聘李商隐入幕任巡官。这对饱受艰虞困顿的李商隐来说，无疑是一次无法推拒的机会，他欣然入幕，踌躇满志，而未来的遭际也在此埋下了伏笔。

   所谓“牛李党争”，就是以牛僧儒，李宗闵为首的一派与李德裕，郑覃为首的一派，长期而激烈的政治倾轧。他们在政见上并没有什么真正大的分岐和对立，而主要为派系之间的意气和权力之争。他们互相攻讦弄得朝廷上乌烟瘴气，以至唐文宗都慨叹说去河北贼易，去朝中朋党难。而令狐楚就是牛党的重要成员，曾官拜宰相，权倾一时。

   令狐楚其人倒颇有才具。唐代官方文书通用今体（四六），善于做骈文是仕进的顺利条件之一。而令狐楚则是做今体章奏的高手，就连爱好文墨的唐德宗也对其称许有加。李商隐入幕后，令狐楚对他格外关照，亲自指导他做今体文，并让他与其子令狐绹交往。很快李商隐就青出干蓝，以擅长今体文而名闻当世。此时的科场也为朋党之争所渗透，李商隐曾两次赴京应进士举都名落孙山，直到李商隐二十五岁第三次应考时，才由己成为朝廷重臣的令狐绹的力荐下登进士第。应该说令狐一家是有恩于李商隐的，李商隐对此也心存感激。他曾在《撰彭阳公志文毕有感》中写道“百生终莫报，九死谅难追”，表达了自己对令狐楚的知遇之恩的深深谢意。到后来与令狐绹疏远和反目时，他每忆起当年的交游和情谊就伤感不已。

   导致李商隐后来处境尴尬并终身郁郁不得志的原由是：李商隐在令狐楚死后不久，入了泾原节度使王茂元的幕府，而王茂元当时被视为李党。更以其对李商隐的赏识，把自己美丽聪明的女儿也嫁给了他。由此遭到令狐绹的忌恨，视之为“背恩无行”。其实当时的李商隐位微年轻，对朝廷显贵们之间的恩怨未必知情，何况他也急需一份养家糊口的差事，他从来对党派之争毫无兴趣，也没料到以后竟如此为他人所不容。而令狐绹纯属一位政客，既无乃父之能又心胸狭窄。李商隐虽为此反复向他解释，令狐绹仍一直耿耿于怀不予谅解。李商隐在《九曰》这首诗中曾因此感叹道：

曾共山翁把酒时，霜天白菊绕阶墀。
十年泉下无消息，九日樽前有所思。
不学汉臣栽苜蓿，空叫楚客咏江蓠。
郎君官贵施行马，东阁无因得再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