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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三国演义》关于诸葛亮决策活动的描写
 
诸葛亮是我国古代小说所塑造的最为成功的“军师型”的艺术形象，毛宗岗所谓“《三国志》中第一妙人”（《三国演义》第三十六回回评）是也。诸葛亮之“妙”，究竟妙在哪里？通常的观点是把他看作“智慧的化身”。我以为，“智慧”说不能概括诸葛亮形象的独特本质，因为在《三国演义》中，具有聪明才智的人物，在在皆是，如王司徒巧使连环计、决漳河许攸献计、郭嘉遗计定辽东、群英会蒋干中计、献密计黄盖受刑、庞统巧授连环计、赵子龙计取桂阳、老黄忠计夺天荡山，不独孔明一人为然；而由于专从“智慧”一点着眼，致令对于这—艺术形象的评价难中肯綮。如鲁迅批评《三国演义》“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中国小说史略》）的意见，就值得重新考虑。作为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诸葛亮形象的独终性体现在比“智慧”居于更高层次的“决策”上。在《三国演义》中，关于诸葛亮决策活动的描写居支配地位，而且贯串始终。它既是诸葛亮这一彪炳千古的艺术形象的本质和灵魂的根本所在，也是《三国演义》统摄全局、把那近百年间纷纭杂乱的历史事件构成一部有机艺术品的总纲目。
   
同宋江在《水浒传》第十八回方始出场相仿，诸葛亮更是在《三国演义》第三十八回刘备三顾之中姗姗登场的。但他的晚出无害于他作为小说主人公的地位。因为在这之前，《演义》尽管已经写了三十多回，却从来不曾出现过“三国”的字样，唯有诸葛亮的出场，《三国演义》才正式“点题”，这样一部长篇巨著才开始有资格被称为“三国演义”
；诸葛亮的一席话，犹如一盏明灯，照亮了那混沌的世界，照亮了迷茫的前景，三国的历史，仿佛就按照诸葛亮的设计和安排，一步步走完了它的全程。可以说，诸葛亮是三国鼎立的设计者，是《三国演义》的主脑和核心，而这一切，又主要是通过对于他的决策活动的描写来完成的。
   
关于诸葛亮的出场，《新刊全相平话三国志》二十四标目为：“孔明下山”，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卷八为：“定三分亮出茅庐”；伦敦博物馆藏《原本三国志传》卷七为：“玄德三顾茅庐先知天下三分”，至毛宗岗本《三国演义》第三十八回，方作：“定三分隆中决策”，拈出“决策”二字，可谓大有识见。当然
毛宗岗所谓“决策”，与时下的“决策科学”不能混为一谈。不过，作为一种社会实践，决策活功却是自有人类社会以来就有的，一切决策活动的成败得失，同“决策科学”的规律也应该是吻合的。什么是“决策”？学术界目前尚无统一的定义，大体说来，决策就是为达到最佳目标而在多种方案中选择最佳方案的行为。刘备因“汉室倾颓，奸臣窃命”，“欲伸大义于天下”，然其“虽有匡济之诚，实乏经纶之策”，劳顿半生，迄无成就。刘备所要追求的目标，当然也是诸葛亮决策所要达到的目标。然而，诸葛亮所选的行动方案，不仅与刘备所曾实行者不同，而且大有出于常理之外者：
      北让曹操占天时，南让孙权占地利，将军可占人和。先取荆州为家，后即取
    西川建基业，以成鼎足之势，然后可图中原也。
这种“不劝玄德取孙、曹之地，而劝玄德取二刘之地，将欲扶汉而反自翦其宗室”（《三国演义》第三十八回回评）的决策，正是建立在他对于敌、友、我三方客观形势的全面、综合的估计的基础之上的。第四十三回写诸葛亮舌战群儒时，曾以医道喻刘备彼时之景况，以为“人染沉疴当先用糜粥以饮之，和药以服之；待其腑脏调和，形体渐安，然后用肉食以补之，猛药以治之；则病根尽去，人得全生也。若不待气脉和缓，便投以猛药厚味，欲求安保，诚为难矣。”与自己力量的不足形成强烈对比的是：曹操“已拥百万之众，挟天子以令诸侯”，孙权“据有江东，已历三世，国险而民附”，二者暂时都不是可以攻取的对象。但是，对于孙、曹，又应当采取不同的对策：“孙权不可取则结之”，“曹操虽不可取而终当伐之“（《三国演义》第三十八回夹批）。诸葛亮后来把这种决策概括为“北拒曹操，东和孙权”八个字。这种避开强大敌手，首先在荆益二州建立自己的基业，以成鼎足之势，然后徐图中原的决策，大体上符合当时政治军事斗争的形势。美国管理学专家亚历山大·H·科内尔说：“一切企业和事业单位的政策、策略、短期计划、长远规划以至日常工作，都是由坚定的实际决定和更为坚定的预见两部分组成。这些决定和预见应该是最佳的”（《决策人员必读》，载《决策与信息》1984年创刊号）。《三国演义》关于诸葛亮的决策活动，不仅写出了他的“三分”的坚定的预见，也写出了为实现这一预见所采取的一个个坚定的实际决定。写他把自己的总的决策，化为一个个实际的决定；而一个个实际的决定，又无不为着实现那总的决策。这种描写，充分体现了诸葛亮决策的整体观、综合观和长远观。从《三国演义》关于诸葛亮决策过程的描写中，我们不仅可以看出诸葛亮决策本身的成败利钝，看出无论是写他的胜利还是失败，都是入情入理的，符合历史的和艺术的逻辑的，驱除了神秘色彩的，而且可以看出《三国演义》为了实现自己的总的创作意图，表达总的思想倾向，在艺术上又是如何来处理这种决策中的成败利钝，亦即如何在热情赞美诸葛亮决策的胜利的同时，而又巧妙地回护他的失策，努力不去损害诸葛亮的光辉的。
   
从决策主体上分类，诸葛亮的决策属于个人决策。而个人决策能否发挥其积极作用，关键在于他是否具备一定的个人条件和社会条件。就个人条件而言，诸葛亮的品质、智慧、才能、经验和精力都应该说是充分胜任的；就社会条件来说，诸葛亮自得刘备草庐三顾，即被委以重任，获得了相当的权力。但这一点又不是一成不变的，我们可以依据社会条件的变化，把诸葛亮的决策活动分为两大阶段，自三顾茅庐至白帝城托孤为第一阶段；白帝城托孤至五丈原归天为第二阶段。毛宗岗在第八十五回“刘先主遗诏托孤儿”的回评中说：“自桃园至此，可谓一大结局矣。然先主之事自此终，孔明之事又将自此始也。前之取西川、定汉中，从草庐三顾中来；后之七擒孟获、六出祁山，从白帝托孤中来。故此一篇在前幅则为熬尾，在后幅则又为引头耳”，是很有道理的。
   
先看第一阶段。刘备自得孔明，“犹鱼之得水也”，但鱼还是刘备自己。刘备非凡庸之主，自有其主体性的意志和信念在，因而对于诸葛亮的决策，难免时有干扰和违离，而这种干扰与违离是来自诸葛亮的权力之上，所以结果就非同一般。诸葛亮出山，“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刘备问拒曹兵之计，孔明曰：“近闻刘景升病在危笃，可乘此机会，取彼荆州为安身之地，庶可拒曹操也。”“取荆州为家”，本是隆中决策极为明确的一项属于短期规划中的实际决定，但刘备却以“备受景升之恩，安忍图之”加以拒绝。刘表死，刘琮僭立，献荆襄九郡于曹操，孔明赞同伊籍以吊丧为名擒刘琮而取荆州之议，刘备又不从。毛宗岗评曰：“失此不取，而使荆州为曹操所有之荆州，又为孙权所欲得之荆州，于是借荆州，分荆州，索荆州，还荆州，遂至遗无数葛藤于后，则皆此卷中一着之错耳”（《三国演义》第四十回回评）。荆州本来是可以轻易夺得的，但刘备之“过于仁”，遂致失却良机，还几不免于难，干扰了诸葛亮的决策。不过，刘备此举，符合隆中决策“可占人和”的精神，所谓“举大事者必以人为本”，所以很难说是刘备之过。
   
刘备之不从诸葛亮的决策，还有一次是讨伐东吴，孔明谏曰：“吴贼逞奸诡之计，致荆州有覆亡之祸：陨将星于斗牛，折天柱于楚地；此情哀痛，诚不可忘。但念迁汉鼎者，罪由曹操；移刘祚者，过非孙权。窃谓魏贼若除，则吴自宾服。愿陛下纳秦宓金石之言，以养士卒之力，别作良图。”刘备报仇心切，率师东下，致为陆逊所败。刘备叹曰：“朕早听丞相之言，不致今日之败。”
 
   
除了来自刘备的干扰外，桃园三结义中的关、张等一辈老将，位高而权重，难以驾驭。关公之欲入川与马超比武，后又不愿与黄忠为伍，孔明唯有以“绝伦超群”之类谀词以顺其意。其留关公一人守荆州者，亦为难有人选足与颉颃故也。关公之骄傲轻敌导致了“东和孙权”决策的破坏，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失。
    但总的来说，终刘备之世，诸葛亮还是获得了得心应手的运筹幄幄之权的，从而使他的决策，一步步得到了实现。
   
诸葛亮决策的第一个重大成就是荆州的获得，而这又牵涉到联吴策略的巧妙运用。面对曹操势力的南侵，孙、刘双方都有联合的愿望。但就实力对比而言，刘备明显处于劣势。诸葛亮在这力的不平衡的关系中，运用了他的决策才能，化被动为主动，“孔明巧处，不用我去求人，偏使人来求我”，“求人之意甚急，故作不屑求人之态；胸中十分要紧，口内十分迟疑”（《三国演义》第四十二回回评），他不仅玩老实人鲁肃于股掌之上，在机巧人周瑜面前，也处处超胜一筹。在联合中，孔明始终保持着清醒的头脑，既注意到顾全大局，又注意到联合中的斗争，从而保证了赤壁抗曹的辉煌胜利。但是，诸葛亮并没有把这种又联合又斗争的实践经验上升为理论，化为决策的有机组成部分。他从没有谈到，孙刘联合的基础只是抗曹，一旦曹操退走，双方的矛盾就会不可调和地突出起来。刘备欲得荆州，孙权又何尝不欲得荆州呢？而刘备之卒夺荆州，与其说是从曹操手中夺得，还不如说是从孙权口中夺得。尽管孔明可以辞之以荆州乃“袭之于曹氏，非袭之于东吴，取东吴之所将取，非取东吴之所既取”（《三国演义》第五十一回回评）；但从道义上讲，这种袭取联盟者的胜利成果的做法，使孔明自感理曲，为了缓东吴之急攻，遂先借刘琦以缓之，又以取西川以缓之，最后乃以立“暂借荆州”文书以缓之。从文学角度看，写得固环曲折，好看煞人；但从决策的角度看，为保守既得之荆州，本有多种方案可供选挣，而竟以“借荆州”一策出之，却种下日后无穷之隐患。赵翼以为，“借荆州之说，出自吴人事后之论，而非当日情事也”。他的理由是：
1、“夫借者本我所有之物而假与人者也，荆州本刘表地，非孙氏故物”；
2、诸葛亮之说孙权，已谓“将军能与豫州同心破操，则荆、吴之势强，而鼎足之形成矣”，故“此时早有三分之说，而非乞权取荆州而借之也”；
3、“赤壁之战，瑜与备共破曹”，“未尝独出吴之力，而备坐享其成也”；4、“破曹后，备即表琦为荆州刺史，权未尝有异词，以荆州本琦地也”；5、刘琦死，“群下推备为荆州牧……遣将分驻，惟备所指挥，初不关白孙氏，以本非权地，故备不必白权，权亦不来阻备也”〔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七）。《三国演义》所写，与赵翼所揭示的几点完全一致，诸葛亮亦不会虑不及此；但他之所以择取了“借荆州”之下策，原因盖在于他的行为与“东和孙权”的理论发生了牴牾，因而意欲补苴罅漏，以图迁延。及至庞统死，诸葛亮不得不入川而交荆州于关公时，唯嘱以“东和孙权，北拒曹操”之语，其内涵就更显得贫乏了。须知随着形势的急剧变化，孙、刘的关系已远非赤壁大战前夕可比。就刘备方面讲，为了抗曹，联吴固有其相当的必要；但就孙权方面讲，夺回梦寐以求的荆州，乃是其求发展的第一要着。其时孙夫人已去，孙、刘联盟实际上已经破裂。处其时其地，孔明不教以既联合又斗争的应变之策，不教以警惕孙权背盟的危险，实在是太不够了。尤为不该的是，当曹操议取西州之日，诸葛亮竟设下分江夏、长沙，桂阳三郡还免，令吴起兵袭合肥牵动其势之计。按初得荆襄，刘备问马良保守之计，马良曰：“荆襄四面受敌之地，恐不可久守，……然后南征武陵、长沙、桂阳、零陵四郡，积收钱粮，以为根本，此久远之计也”。桂阳、长沙等亦非吴地，乃赵云、关公攻战所得。孔明方得西川，就割让三郡，这种以退让求联合的做法，更是大大的失策。荆州之失，责在关公之轻敌，但从根本上讲，却是孔明决策的失误。细思庞统入川之时，孔明尚留关公、张飞、赵云三将与己同守荆州；庞统死，孔明入川，则并张、赵亦带走，留图关公一人守之，已见轻忽之意。后闻关公拒东吴之求婚，孔明曰：“荆州危矣，可使人替关公回。”然竟没有实行；荆州前线捷报频传，小说云：“因此玄德放心”，孔明是否放心了呢？书未明言，看来至少也比较放心了。刘备之伐吴，其战略目标是夺回荆州，因而是完全正确的和必要的。决策应该是一种适应环境变化而采取果断行动的动态的过程，而不是一成不变的手段。在特定情况下，东吴既悍然袭夺荆州，致使战略要地失去，此时此际，和东吴的矛盾冲突已上升为支配地位，必须用全力解决方是。即使要讲联合，也不能排斥斗争，妥协退让，实无益于联合。然而孔明过于执着“北拒曹操，东和孙权”的条条，甚至说“窃谓魏贼早除，则吴自宾服”。试想，如果不把荆州夺回来，“早除魏贼”的目标又怎能实现呢？刘备不顾诸葛亮的谏阻，兴兵七十五万，一举而得*亭，声威大震，江南之人，尽皆胆裂，孙权心怯，缚还降将，并允交与荆州，送回夫人，永结盟好，共图灭魏。形势的变化证明了联合中的斗争的必要性。刘备不肯得风便转，下了“先灭吴，后灭魏”的决心，此策容有不够冷静之处，但也不能说没有道理。毛宗岗以为：“从来除残去暴者，必先剪其党。如殷将伐桀，而先伐韦伐顾伐昆吾；周伐纣，而先伐崇伐密是也。”（《三国演义》第八十一回回评）吴与魏密谋偷袭荆州，确系党魏行径，问题在于，刘备之兵以愤而益之以骄，终至败于陆逊之手。伐吴之役之败，主要是主观指挥失误，并无必败之理。设若刘备大胜东吴，难保不能实现其灭魏的雄图。可惜这一仗打败了，弄得元气大丧。诸葛亮对于伐吴，存在着感情与理智上的矛盾。《三国志·法正传》载，当刘备败绩，诸葛亮叹曰：“法孝直若在，则能制主上，令不东行；就复东行，必不倾危矣。”《三国演义》不叙此事，但诸葛亮并非不知伐吴的意义，却不能对决策的诸因素进行全面、准确的判断选优。如果他积极支持刘备的决策，随军东行，则至少亦可保“必不倾危”。陆逊设火烧连营之计，即曰：“吾这条计，但瞒不过诸葛亮耳。天幸此人不在，使我成大功也。”可见，对于这一逆转的倾危局面的出现，诸葛亮是负有严重责任的。
   
诸葛亮决策的另一个成就是益州和汉中的获得，保刘备为帝，实现了“鼎足三分”的目标。刘备既得荆州，曹操闻言大惊，曰：“刘备，人中之龙也，平生未尝得水。今得荆州，是困龙入大海也。”曹操把荆州视为刘备的“大海”，而诸葛亮则不过把荆州看作暂时的“家”，他的目标是要夺取益州以建“基业”。夺益州并没有错，问题在于一开始诸葛亮就存在着重益轻荆的思想。应该说，这种思想在当时的是很有普遍性的。如张松就认为荆州“东有孙权，常怀虎踞；北有曹操，每欲鲸吞，亦非可久恋之地”，唯有“益州险塞，沃野千里，民殷产富，智能之士，久慕皇叔之德，若起荆襄之众，长躯西指
霸业可成，汉室可兴矣。”庞统亦谓“荆州东有孙权，北有曹操，难以得志。益州户口百万，土广财富，可资大业”。孔明倾师入川，唯命关公一人留守荆州；方得西川，就轻割三郡（荆州之一半）以“还”东吴，都是这种轻荆重益思想的产物。而这种指导思想，又是与对于曹操的力量估计过高，看不到各方力量对比与消长转化的规律有关。隆中决策所谓“今操已拥百万之众，挟天子以令诸侯，此诚不可与争锋”，对于当时处于新野蕞尔之地兵微将寡的刘备，主张不要硬拼蛮干，暂时避其锋芒，是正确的，但上升为一种战略指导方针，就不能说没有问题了。从当时军阀混战的局面看，斗争形势瞬息万变，强弱对比刻刻在向自己的反面转化。董卓、袁绍、袁术、吕布，都曾猖獗一时，然而却一一归于失败。即便是曹操，隆中决策也说：“曹操势不及袁绍，而竟能克者，非惟天时，抑亦人谋也。”既然“名微而众寡”的曹操，能凭恃“人谋”去“以弱为强”，那么，又有什么理由要拱手让曹操“北占天时”呢？况且曹操决非强大到不可战胜，张松曾举“濮阳攻吕布之时，宛城战张绣之日；赤壁遇周郎，华容逢关羽；割须弃袍于潼关，夺船避箭于渭水”等当面嘲讽之，证明对曹操的迷信，是毫无根据的。樊城之役，尤可说明问题。其时曹操结连东吴，欲取荆州，孔明使关公起兵取樊城，目的只不过是“使敌军胆寒，自然瓦解矣”。从决策上看，只是一种以攻为守的策略，而不是图谋更大的进取。当时，关公取襄阳如反掌，又水淹七军，擒于禁、斩庞德，威震华夏，曹操至欲迁都以避之。设若此时诸葛亮作出乘机北伐的决策，其结果将大不胡同。毛宗岗感叹地说：“当单福取樊城之时，其兵力不足以守登战
故其后终至于弃樊城。及关公围樊城之时，其兵力将不止于取樊城，则其时甚利于得樊城，而惜乎其中阻也。”（《三国演义》第七十回回评）取樊城之中阻，乃因吕蒙之袭荆州。孔明既使关公取樊城，而又不遣别将代守荆州，至令荆州之失。“大意失荆州”，与其说是关公大意，不如说是孔明失策，归根到底，还是轻荆重益思想的结果。
   
荆州逼近孙、曹，形势十分重要，唯其如此，方足以与其争锋竞雄，看不到这一点，片面强调曹操的不可争锋，遂视荆州为“难以得志”之地，而把益州当成“建基业”的场所，骨子里不过是依恃益州形势之阻塞。但是，形势实际上是一种不可依恃的东西，王夫之批评诸葛亮入蜀之谋“皆资形势以为制胜之略”，指出：
        且形势者，不可恃者也。荆州之兵利于水，一逾楚塞出宛、洛而气馁于平陆；
    益州之兵利于山，一逾剑阁出泰川而情摇于广野。恃形势，而形势之外无恃焉，得
    则仅保其疆域，矢则只成乎坐困。（《读通鉴论》卷七）
王夫之认为“蜀汉之保有宗社者数十年在此，而卒不能与曹氏争中原者亦在此矣”。这是很有道理的。隆中决策曾规划鼎足三分之后，“待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兵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以出秦川”，以图天下，仅只视荆州为一支偏师，已然失其轻重；及一旦荆州丢失，就从此失去了在中原与曹操争锋的机会，实际上也就失去了统一中国的机会。“鼎足三分”，作为一种近期的战略目标，是被诸葛亮实现了，这是他的决策的胜利；但是，他的决策的种种弱点，又只能达到“三分”的限度，而无力实现更大的跃进，即“兴汉灭曹”的最终目标
这又是他的悲剧。
白帝城托孤，是诸葛亮决策活动第一阶段的“煞尾”，又是第二阶段的“引头”。后主乃无用之庸人，对诸葛亮事之如父，委以诸事，诸葛亮获得了他之作为个人决策所应具备的社会条件，即真正唯一决策者的权力。按理说，他应该更加放开手脚地尽其所欲，以实现自己的宏图大业了。然而，独掌大权的决策者孔明并没有这样做，他反而变得更加谨慎起来。这当然是由主客观诸方面的因素造成的。
   
其中之一是客观形势的逆转。随着荆州战略要地的丢失，和伐吴时有生力量的大量损耗，“益州疲敝”，确实处于“危急存亡之秋”。相形之下，曹魏“其势甚大，急难动摇，当徐徐缓图”，不由孔明不谨慎从事。
    二是主观心理因素的负担。刘备托孤，至曰
“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邦定国，终定大事，若嗣子可辅，则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为成都之主。”孔明汗流遍体，手足失措，泣拜于地曰：“臣安敢不竭股肱之力，尽忠贞之心，继之以死乎!”无论刘备托孤之辞是真心还是权术，他这种不同寻常的做法，无疑给诸葛亮增添了巨大的责任感，或者说一种沉重的心理负担。所以“受命以来，凤夜忧思，恐付托不效，以伤先帝之明”，若稍一不慎，即可“生疑隙不逞之衅”，为此，他必须兢兢业业，保证自己的决策必须是万无一失的，这就是他变得万分小心的根本原因。
 
    
诸葛亮的谨慎，表现在北伐的问题上，就是不“弄险”，从决策科学的角度看，即企图以最低的风险度，去换取最大的效益。诸葛亮初出祁山，用马谡反间之计，使魏将司马懿削职回乡，蜀之大患已去，新任之大都督驸马夏侯*乃膏粱子弟，懦弱无谋，魏延献策曰：
        延愿得精兵五千，取路出褒中，循秦岭以东，当子午谷而投北，不过十日，可
    到长安。夏侯楙若闻某骤至，必然弃城往横门邸阁而去。某却从东方而来，丞相可
    大驱士马，自斜谷而进，如此行之，则咸阳以西一举可定也。
魏延此计，固有相当之风险度（孔明所谓“倘有人进言，于山中以兵截杀，非惟五千人受害，并大伤锐气”是也），但确为知彼知己，发挥主观能动性去改变决策诸要素对比关系的有气魄的抉择，连司马懿也说：“诸葛亮平生谨慎，未敢造次行事。若是吾用兵，先从子午谷径取长安，早得多时矣。他非无谋，但怕有失，不肯弄险……”确系孔明之知已也。实践证明，诸葛亮之取“平坦大路，依法进兵”的常规决策，导致了孟达之失上庸，马谡之失街亭，“上庸失而使孔明无进取之望，街亭失而几使孔明无退足之处矣”（《三国演义》第九十五回回评）平生不肯弄险的诸葛亮，却偏偏碰到了以二千五百军当十五万之众的危险局面。当然，“空城计”表现了诸葛亮对于实施中的决策进行控制的才能，终于化险为夷，以至成为脍炙人口的佳话。但退一步想，“平生谨慎，必不弄险”的诸葛亮，却于此处不得已而行险，充其量亦不过保全首领而已。毛宗岗说：“魏延于午谷之谋，未尝不善，武侯以为危计而不用，盖逆知天意之不可回，而不欲行险以争之耳。知天意之不可回．而行险以争之，即争未必胜。争之不胜，而天下后世乃得以行险之失为我咎矣。惟兢兢然业一至慎之心，出于万全之策，而终不能回天意于万一，然后可以无憾于人事耳。”（《三国演义》第九十二回回评）所谓“知天意之不可回”，就是缺乏必胜的信心，还是“北让曹操占天时”、“此诚不可与争锋”论的流波，既然如此，他的伐魏，不过尽老臣之责，一则借以安蜀，一则借以杜幼主之疑而已。所以，他的决策，自然就要把最低的代价和最小的风险度这两个要素放在首要地位来考虑；对于效益的大小，只好抱着听其自然的态度。诸葛亮伐魏之无成，乃必然之事。
   
遍观《三国演义》关于诸葛亮决策活动的描写，贯串着一个中心：诸葛亮这一“古今来贤相中第一人”的决策是极为英明正确的。但是，这一总的倾向却与三国历史发展的总进程，亦即与《三国演义》情节演变的总趋势相矛盾。诸葛亮的全部决策描动，与“鼎足三分”的局面相始终，这是孔明的杰出处，也是他的悲剧所在。因为“三分”既非孔明的最终理想，也不符合历史发展趋势和人民愿望，而他的“一统天下”的宏图在他手中没有实现，在他的继承人手中也没有实现。《三国演义》不愿意承认这是诸葛亮决策的缺陷所造成的，于是在艺术上采取了种种扬长避短、隐恶扬善的手法。比如大多数失误，都被处理成诸葛亮不在场或不幸被他言中；比如突出敌手之强或强调天意难回之类，尤妙在写六出祁山，孔明改变了前几次兵出陇右的迂回战术，自斜谷直至剑阁，连下十四个大寨分屯军马，以为久计，又造木牛流马搬运粮米，且于渭南大败司马懿，魏兵十伤八九，蜀兵直逼长安，眼看胜利在望，不料孔明旧病复发，命在旦夕，五丈原禳星以增寿（这大约就是所谓“近妖”之一证），祈禳已及六夜，主灯明亮，忽被魏延将灯不慎扑灭，孔明之死遂无可挽回，给读者留下无穷惋怅之情。“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这正是《三国演义》的高明之处。
 
   
然而，最最要紧的还在于：诸葛亮的决策活动容有这样那样的失误或不足，但从他之所以决策中所表现出来的精神品德，却足以传千秋万代而不泯。他之出山，经历了一个从“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到积极用世、拯民于水火的抉择，经历了对于曹操、孙权等强者的摒弃和对刘备的拥戴的抉择。据《蜀记》载，晋初一些士大夫“多讥亮托身非所”，其实，他的杰出之点恰好在此。诸葛亮在隆中时，与崔州平、石广元、孟公威、徐元直四人为密友，谓四人“仕进可至刺史郡守”，问其志若何，但笑而不答。裴松之以为：“夫其高吟俟时，情见乎言，志气所存，既已定于其始矣。若使游步中华，骋其龙光，岂夫多士所能沈翳哉!委质魏氏，展其器能，诚非陈长文，司马仲达所能颉颃，而况于馀哉；苟不患功业不就，道之不行，虽志恢宇宙，终不北向者，盖以权御已移，汉祚将倾，方将翊赞宗杰，以兴微继绝克复为己任故也。岂其区区利在边鄙而已乎？”（《三国志·诸葛亮传》裴松之注）以诸葛亮之才略，若追求个人功业，则委质魏氏，投靠东吴，皆可展其器能；然他方以管仲、乐毅自命，以兴微继绝为己任，他在刘备极为困难的时候，看中他是寄托自己理想的明主，毅然决然地担当起辅佐的重任，这种对于个人人生道路的正确决择，就赋予他的全部决策活动以灵魂，因而是诸葛亮赢得人民尊敬的根本原因。同时，为了自己的信念，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先生不但知伐魏之无成、出师之不利，而又逆知其身之必死于是役也。以汉、贼不两立之故，而至于败亦不惜，钝亦不惜，即死亦不惜。呜呼，先生真大汉忠臣者。文天祥《正气歌》曰：“或为《出师表》，鬼神泣壮烈，殆于后一篇而愈见之”（《三国演义》第九十七回回评）。《后出师表》所谓“至于成败利钝，非臣之明所能逆睹也”，这种知其不可而为之，以尽人事臣责的精神是极为可贵的。总之，《三国演义》关于决策活动的描写，不单单显示了诸葛亮的权智英略，更显示了他的性格和品质的崇高。这种描写，既是十分客观、十分合理的，又是充满着激情的。诸葛亮决策本身的成败利钝，将永远是后人思维的极好的思想材料，而《三国演义》关于决策描写，尤其是如何处理从思想感情上褒扬诸葛亮和诸葛亮决策上的缺陷和不足的矛盾的成功经验，更是值得总结和借鉴的宝贵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