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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休了，别人的生活多姿多彩，我的日子平淡简单：无其他能耐爱好，又因身体及方方面面条件所限，无非以读点闲书、写点小文章打发光阴——也算是“活着，就还得做一点事”吧。我又是个恋旧的人，时常“静思往事，如在目底”——对自己人生旅途中诸多的“曾经”，都一往情深，念念不忘。比方说，手头用着电脑，心里则总喜欢回味早先那用钢笔在稿纸上写文章的“手写之乐”。就“写”而言，去年我已有《手写岁月》一文追怀；今天再来讲个“笔”的故事，聊表恋旧之情。

早年的学生时代，我曾经有过一支好看又好用的钢笔——上海出产的铃兰牌铱金笔。提起这支笔，如烟往事历历在目。

1976年年初，我虚岁十六。那时，我父母远在江西抚州的一个三线厂里工作；我跟着爷爷奶奶，还有阿公阿婆（爷爷的兄嫂）生活在老家安徽休宁，住在县城南街草堂巷巷口的一座徽型四合屋里。我已于寒假前在休宁海阳中学初中毕业（那个年代，毕业升学是在春季）；有望寒假后升入高中。寒假里，就一边过年一边等通知。

春节前，远在合肥工作的叔叔婶婶来家过年了。他们到家的第二天上午，我正在堂前扫地，婶婶在奶奶房间里喊我进去，从旅行包里取出一支崭新的钢笔，微笑着递给我：“你要上高中了，这支笔给你。”我高兴地接过钢笔跑进自己房间，一屁股坐到写字桌前，旋下笔杆吸足墨水，又重新旋上笔杆，顺手从草稿本上扒拉一张纸，“沙沙沙”划了几下，又试写了几个字——笔头出水很畅。“真好写！”我高兴极了，把这支笔捧在手心里端详着：黑里透亮的笔杆上，有一排金色小字，标明了出产厂家。薄薄的铜黄色笔帽，表面饰有很细的方格，显得大方而又精致。揭下笔帽，传统风格的“大笔头”金光闪闪。笔杆底部粗细正宜，我的手指头捉上去正合适。“开学就是高中生了，这支漂亮的钢笔——多好的般配啊！用这支笔做课堂笔记、写作业作文……在同学面前一出手，不言也是炫耀！”如此想着，我心里一连好几天都美滋滋的。

农历正月里，少不了要跟着大人下乡走亲戚。行前，叔叔拍着我的肩头说：“记着，你去，是代表你老子”。这让我似有所悟：我长大了——爸爸妈妈没回来，我可以“代表”了……

春节过后，乍暖还寒。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们，一定至今都不曾忘怀：不久前，周恩来总理逝世，举国同悲，举世同悼。然而报纸和广播，一边是有关周总理逝世的报道，一边又是“清华大学大辩论”的消息，实在令人难以理解。……渐渐地，在人们的惶惑不安中，“大辩论”——“反击右倾翻案风”的矛头所向日益明了。“文*”已经十年了，人们内心自有判别和明辨。

一天晚饭后，叔叔和爷爷、阿公聚到堂前八仙桌上来了。一看这阵势，我就明白：有“小道消息”听了。——在阿公和爷爷的影响下，我从小学四年级起，就注意看报纸听广播，关心时事了。此刻，我赶忙凑了过去。八仙桌上方悬着一只30瓦的电灯——昏黄的灯光下，叔叔果然小声地讲起了一些有关周总理逝世的传闻：重新工作而又受到打压的老帅和元老，一个一个是如何的悲痛难抑。叶剑英、李先念眼睛都哭红了；王震、余秋里更是顿足捶胸，哭得泪人似的。尤其是余秋里，自己也在病中…… 头顶上那只电灯，没有灯罩，灯光四散。堂前尚有昏黄的光，但没有一丝暖意；天井那边则愈发昏暗、寒冷。

一阵又一阵的北风从天井上吹下来，冷飕飕的。门外街口广播喇叭里的“大批判之声”也随风飘了进来。听着那火药味越来越浓、一声强似一声的鼓噪，叔叔垂下眼皮摇了摇头：“这形势刚刚好点，就又批来批去了！” “是哦，周总理追悼会后，邓小平就一直没有出来。” 爷爷望着深黑的天井，接了一句。阿公叹了口气：“看来……靠不住了。”我忍不住插了句嘴：“不会吧，总理追悼会上，还是他致的悼词。”叔叔抬起眉头望着我，意味深长地叮嘱道：“你要注意，只听，别说。在家里听到的，千万不要到外面去说。在外面，嘴一定要紧。要学会多用眼睛看，多用头脑想。”我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