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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说唐朝的得道高僧唐三藏一路往西天去，要取那真经。这大唐去往西天路途遥远，有十万八千里，沿途又多有妖精出没，可谓是凶多吉少。但唐三藏手下有三位高徒保护左右，一路上可逢凶化吉。这三位分别唤做孙行者、猪八戒、沙和尚。其中，大徒弟孙行者孙猴子功夫最是了得，也最为忠心，加上勇敢和足智多谋，教那些想吃唐僧肉的妖精们无从得手，不在话下。

孙猴子偶尔也会离开片时，或探路或化斋。这种时候，他总是对师傅的安全放心不下。好大圣，舞动如意金箍棒在地上只一划，划出个大圆圈来，将师傅圈在当中。时有妖精前来，欲将唐僧掳了去。妖精刚一欺近，但见那圈子大放光芒，将妖精挡在外面。只要唐僧不出这个无形的光圈，便可保性命无虞。

小时候看《西游记》，总是纳闷，你说那唐僧是圣人，却也是肉眼凡胎，而且糊涂得可以，与我等无异。若是没有孙猴子保护，只怕早变成妖精们的盘中餐了。这样的圣人，其高明之处何在？真正厉害的是孙猴子。玩起游戏来我们都想扮演孙猴子，退而求其次也得演个猪八戒，演沙和尚已是万般无奈了。要么，干脆就演妖精。没有谁会乐意扮演唐僧，哪怕是演个小妖也比唐僧强。所以，《西游记》一书中的真正的英雄不是圣僧唐三藏，而是那猴头。

一部现代中国的文化史，差不多也是一部《西游记》。其中，最大的文化“圣僧”就是鲁迅。鲁迅就是一个被各种各样的无形的光圈所包围的现代圣人。围绕着鲁迅的光圈称作“鲁迅学”，或者“鲁学”。不过，孙猴子不止一个，而是一群，几乎可以组成一支庞大的军队，在文化的国度所向披靡。尽管人数众多，但他们却有着相似的外表，一个个雷公脸，火眼金睛，仿佛为孙猴子的毫毛变化而成。他们的精神魔法就是这个圈子的光芒所在。这些“鲁学家”们埋伏在光芒四射的“鲁学”圈子四周，虎视眈眈，监视着任何企图接近鲁迅的人。人们如果不是心存顶礼膜拜之意的话，就大有可能属于妖精之类，自然也就无一例外地被阻挡在那些神秘的光圈之外了。只是被阻挡而没有招致“圣徒”们的一顿乱棒，这已算是幸运的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有某杂志曾经发表过一篇对鲁迅持异议的文章，这个杂志很快就消失了。但这显然不是唯一的例子。

当今的“鲁学”差不多成了可以与传统“儒学”等量齐观的一门显学。而正如孙猴子是小说《西游记》中的真正英雄一样，那些“鲁学家”才是“文化西游记”中的真正的英雄。这，也许是“鲁学”格外发达的一个小秘密。

一个人若要成为“圣人”，身边必须要有三种人。

一，要有一位好朋友。这种人有着特别的忠诚，热心肠，但在理解力上显得较为平庸。他其实并不真正理解自己的朋友，却不遗余力地将朋友打扮成一个“圣人”。比如卡夫卡的密友马克斯·勃洛德，就是这样一种人。卡夫卡最初的名声仰赖于他的狂热的鼓吹。

二，要有一位一个好夫人（丈夫），或者是有一位（或多位）好情人。由于爱情或者其它一些关乎利害的原因，这种人在忠诚方面比前一种人有过之而无不及，因此，也就往往显得更加狂热。他们精心记录着“圣人”的日常生活的每一细节，妥善地保存着“圣人”的任何（哪怕是毫无用处的）片言只语。比如，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第二任妻子安娜·陀思妥耶夫斯卡娅。从情感方面看，这种行为无可厚非。爱常常使人变得糊涂，使人做出种种愚蠢的事来。

三，要有一些（越多越好）好弟子。他们会虔诚地记录先生的言行：起居、教诲，乃至任何片言只语。这种人的作用比前两种人要大得多，甚至是不可或缺的。古代的大圣贤如希腊的苏格拉底、中国的孔夫子等，都弟子众多。近代以来的歌德身边的爱克曼，卡夫卡的那位可疑的“弟子”雅诺什，也都是很好的例子。在当今的学者名流中，不少人本就执教于大学，桃李满天下，可谓得天独厚，成为“大师”可能性也就大大提高了。在作家中，则似乎只有张炜深知个中三昧。

在鲁迅身边，这三种人均已齐备。

许寿裳称得上是一位忠实的、特别能尽朋友之职责的朋友。他与鲁迅的交情甚深。他对友情的忠诚，完全是古老的道德遗风的再现。这在如今这个人情浇薄的时代倒不失为楷模。许寿裳为自己的好友专门写了两本书——《我所认识的鲁迅》和《亡友鲁迅印象记》。从这两本书来看，许寿裳倒确实是个老好人，太忠厚了，以致到了糊涂的地步。他对那位已故的友人的评价，让人哭笑不得。他将鲁迅描述成为一个“仁、义、智、信、勇”诸美德兼备于一身的大圣大贤者。他不知道在这个不断追逐新潮的时代，这种迂腐的传统美德标准早已失效了，将它们用在鲁迅这个传统道德的激烈的反对者身上，只能产生一种滑稽的效果。很少有人能接受他的这种观点。这个老实人干了一件完全是吃力不讨好的事情。

这位忠实的朋友甚至还像圣徒抄经一般，虔诚地抄录过鲁迅的日记。这一点真叫人不可思议。无论从哪个方面去看，鲁迅的日记都毫无价值可言。一本（如鲁迅本人所称的）“陈年流水簿子”，很可能还没有古久先生的那本详尽。抗战期间，日本宪兵抄了许广平的家，抄走了许多东西，其中有鲁迅的日记。后来，宪兵队归还了这些物件，却少了一些东西，包括鲁迅1922年的日记。为了寻找这本丢失的日记，一些学者踏破了铁鞋。同时丢失的还有周海婴所收集的若干珍贵的邮票。为什么不去寻找那些邮票呢？

那么，许广平的存在对于鲁迅来说又意味着什么？首先意味着《鲁迅全集》在篇幅上的急剧膨胀。它至少扩展了三分之一的容量，主要包括一大堆琐屑、枯燥的往来书信，无聊至极的日记，乃至完全可以扔进废纸篓里的若干字条。然而，这些却统统被“鲁学家”们奉为至宝，使他们凭空多了许多作论的材料。鲁迅在《阿Q正传》中谈到中国传统文化对圣人的态度时，讽刺道：“也如孔庙里的太牢一般，虽然与猪羊一样，同是畜生，但既经圣人下箸，先儒们便不敢妄动了。”鲁迅本人的那些个杂物在“鲁学”那里，差不多也享有“孔庙里的太牢”同样的待遇。

至于鲁迅与许广平的爱情，在某种程度上更是一个“神话”。我并不怀疑他们的爱情的真实性，而是丝毫不觉得它有何神圣性可言。如果要神化这种爱情的话，那么，我们就必须首先能够容忍对另一个人——一个完全无助的、在情感上没有任何权利可言的人——从肉体到灵魂上的抹杀。不承认鲁迅与许广平的爱情，这固然是戕害人性的，但将这种爱情（类似的还有孙中山与宋庆龄的爱情）完全合法化并大加神化，则更加残忍。

谈到“弟子”，鲁迅的门下可就太多了。当时在鲁迅身边的人且不说，单是那些私淑的弟子，都不胜其数。甚至一些自称是听过（只有天知道他们听过没听过！）鲁迅的某次演讲的人，也以鲁迅的学生自居，逢年过节就会来上一篇回忆录什么的。也许他们以为，只要攀上了鲁迅这个得道的圣贤，大家便都能够“升天”了。

那些当今的崇拜者——鲁迅的“徒孙”们，就更是莫名其妙了。一些人只要一听到对鲁迅的批评性的意见，就会像自己的尾巴被人踩了一脚似的。写文章写到该要对现实表态的时候，就会“不由得想起了鲁迅的话……”，云云。究竟是今天依然处于鲁迅的时代，还是今天的文人已然丧失了对现实做出自己的回应的能力？抑或是今天的文人有一种将自己当成了鲁迅的幻觉？在一种幻觉的支配下，这些人到处寻找想象中的敌手。在没有“落水狗”的情况下，则不惜先将人击落水中，既而痛打之，以成全自己“打狗英雄”的形象。最为可笑的是，一些人在谈到鲁迅的时候，并不是像一般人那样直称“鲁迅”，也不像一般读书人那样称“鲁迅先生”，而爱单称个“先生”。开口闭口“先生如何如何，先生怎样怎样”，一副刚从鲁迅家中听了教诲回来的模样。真是作态到了令人恶心的程度。

“鲁学”的主要工作是大量制造“神话”。根据不同人的需要制造各种不同的“神话”，并按不同时代的需求加以修订。比如，曾经有过鲁迅在北京家中会见毛泽东的“神话”，有过鲁迅给在陕北的毛泽东和周恩来寄赠金华火腿以表忠心的“神话”，有过鲁迅冒险收藏和如饥似渴地捧读马列著作的“神话”，等等。这些并不是民间传说，而是“学者”们精心“考证”的结果，这就像当年的科学家们论证农业亩产粮食20万斤一样。

不过，“鲁学”的第一大神话还得算是“幻灯片神话”。该神话的原创者为鲁迅本人。后经由“鲁学家”们不断加工、夸张，成为鲁迅生平中最富于戏剧性的一个片段，也成了现代知识青年精神“出世”、灵魂“升华”的一个“样板”。如果将这一情节当作一个“寓言”来看，还勉强能让人接受。作为一个事实，则未免过于戏剧化了。当时放映的那组幻灯片已经找到，奇怪的是，惟独没有鲁迅所描述的那一张。这不要紧，关键是这张虚构出来的幻灯片具备了“圣人传说”所需要的一些基本要素：示众者/看客；启蒙者/蒙昧的众生；堕落/拯救……接下来的故事就这样被讲述：一个身居异乡的年轻人，通过一张幻灯片（真正的“幻相”啊！）看到了众生“麻木的魂灵”，由是翻然彻悟并出走，后几经修炼，终成为民族灵魂的启蒙者和拯救者。一个“神话”诞生了！我们可以从佛陀的“顿悟”传说或其它许多神话传说中找到这一情节的原型。

另一个“神话”是关于鲁迅性格的。为了反抗黑暗，鲁迅不得不使自己的性格变得偏激、不宽容和富于攻击性，以致鲁迅的任何偏狭的言行都变得理直气壮，成了真理。“鲁学家”们喜欢说一些绕口的“玄学”道理，什么“大恨即大爱”之类。但有一件事情却使这种“神话”不攻自破。有一回，一位精神失常的大学生突然闯到鲁迅家里，自称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杨树达。受过良好的医学训练的鲁迅对精神分裂症的了解完全达到了专业水平，这一点从其小说《狂人日记》的描述中可以得到证实。但面对这一现实事件，他的判断却完全错了。他没有看出闯入者的精神症状，而是认定此人为“佯狂”，真实身份乃其“学界或文界”的敌手所派来的破坏者。于是乎大做文章（见《集外集·记“杨树达”君的袭来》）。极漂亮的文章，但充满了阴暗的猜度和偏执狂式的偏见。等到真相大白后，他却轻描淡写地自我辩解道：“因为我对于神经患者的初发状态没有实见和注意研究过，所以很容易有看错的时候。……我只能希望他从速回复健康。”这就是所谓的“大恨即大爱”吗？

这类事件在“鲁学家”眼里当然只是小事一桩，他们甚至装作看不见。但我以为，正是这样一件小事，可见一个人的人格和心理状态之一斑。我们固然可以以所谓“瑕不掩瑜”之类的说法来为鲁迅避讳，但“鲁学家”甚至将鲁迅性格中的褊狭和阴暗等病态因素也加以神化，夸张为我们这个民族反抗黑暗社会所必备的心理素质。我不知道这些“高论”的真实意图何在。倒是鲁迅本人心中更明白，他多少还知道自己的内心充满了“毒气”和“鬼气”。但对此他常常只是泛泛而论，以致“鲁学家”也多从所谓文化哲学的高度来发一些大而无当议论。我倒觉得，这些“毒气”和“鬼气”是十分具体的，日常生活化的，是一些表现在日常生活中的性格和言行上的缺陷。

如果这些所谓的“毒气”和“鬼气”还有理由归罪与文化传统的话，那么，另一些性格缺陷在完全属于个人性的。比如，关于“青年必读书”的问答这一事件。这本是一件很平常的媒体问卷调查，鲁迅却利用这个机会狠狠地作了一回“秀”，借一些夸张的措辞制造了一个有刺激性效果的说法。作为一位普通人，一位作家，好出锋头也算不上什么大毛病。而这在“鲁学家”们眼里可就是一件了不得的大事件，赶紧引经据典，大做文章，弄得像开天辟地似的。

不断膨胀的权力欲也是鲁迅晚年的一种特殊的心理症状。人年纪大了，对权力的渴望反而会变得特别强烈，这是一种很奇怪而又十分普遍的现象。一些人正好利用了他这一点，将他供奉为左翼文坛的“盟主”。1930年，在一些怀有某种政治图谋的人士和谄媚之徒的撮弄下，50岁的鲁迅居然像模像样地做起寿来，俨然上海滩上的“老大”。接下来又成天跟“左联”的一般狂妄自大的小霸主们争权夺利，相互倾轧，写了一批政治上短视、见解上浅薄、艺术上粗糙的时评文章。而“鲁学家”们却拼命夸大这些文章的价值，说是在这些文章中鲁迅真正掌握了“辩证法”。

从这一类事件中却也看出鲁迅平常甚或庸俗的一面。不过，在我看来，有这些庸俗面的鲁迅反倒比一个“高大全”的鲁迅更可爱一些。

杂文与暴力话语

如果根据对后世的影响来判断，鲁迅无疑是现代中国最重要的作家。有好几代中国作家在不同程度上接受了他的影响。至于我本人，从鲁迅那里所获得的精神养料无疑比从所有的现代中国作家那里所获得的加起来还要多。不过，在我看来这个问题也比较复杂。他的影响一半是因为他的思想和文学成就，还有另一半则得自大半个世纪以来的宣传。我们不能忽略这样一些事实：对他的宣传来自最有影响力的当权的政治力量，而且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几乎没有任何其它样式的文学与他比较。人民不知道胡适，不知道周作人，不知道沈从文、张爱玲、穆旦，等等。至于这些人是否可以与鲁迅一争高下，这倒不是问题的关键。我的意思是，我们对文学的理解已经被某一种方式所规定，已经很难充分接受另一种样式的文学观念了。鲁迅所代表的文学观念及其文学成就也逐步地被“神话化”了。人民只能接受一种文学的影响，而被其影响的人民（及后来的写作者）又反过来更加强化了其影响力。从这个意义上说，鲁迅确实改变了中国现代文化的历史。

杂文是构成“鲁迅神话”的一个重要的、而且是必不可少的部分。在这个鲁迅的独创文体中，自然不乏佳篇，比如说，他前期的那些（多少带有尼采风格的）格言式的随感和一些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性的文章。但也有许多（特别是晚年的杂文）充其量只是一些时文，或者是一些与论敌之间缠夹不清的口舌之争。这些作品美学上的趣味恶劣，内容上无非是一些平庸的“真理”，或一些自相矛盾、强词夺理的“宏论”。比如他对汉语言文字、中国京剧以及中国传统医学的充满偏见的议论，他的关于对西方文化之接受的所谓“拿来主义”。这些文章在现代中国文化批评领域内开创了一种粗暴的和简单化的风气。但它却成了“鲁学家”孜孜不倦、皓首穷经的钻研对象，将一些仅仅关涉私人恩怨的、无聊透顶的骂架文字，吹捧为寓意高深莫测的文化批判或具有革命性的战斗檄文。仅限于此倒也罢了，这些无聊的学者不这样又能做什么更有意义事呢？更可怕的是，它还是“国家美学”的样板，直至今日，这种杂文依然是现代青年人从小学到大学的必读书。它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现代中国人的恶劣的文化态度和粗糙的美学趣味，以致好几代人都只能以为，激烈和偏执是唯一正确和有效的思想方式和美学方式，宽容与公允则在道德上差不多与罪恶等同。鲁迅杂文的美学也许称得上是一种“力”的美学，但未必是一种“善”的美学，更谈不上“理想”的美学。

最让人感到难堪的是，鲁迅也是“文*”时期的思想偶像之一。他的思想与“文*”的“造反哲学”之间的关系暧昧。尤其是在“文*”高潮期间，鲁迅著作是唯一允许公开阅读的文学读物。鲁迅的言论（特别是其晚年的杂文）与马恩列斯毛的语录一起，被红卫兵和造反派的“大字报”大量引用。在“文*”后期的批孔运动中，鲁迅的反传统思想则得到了空前的发挥。然而，为什么鲁迅的言论放在那些“大字报”中竟然是那么的恰如其分？为什么造反派会从内容，文体，乃至句式上，都不约而同地模仿鲁迅而不是别的现代作家呢？难道这一切仅仅是一种偶然的巧合吗？难道鲁迅仅仅是一个被造反派“利用”了的思想家吗？这些都是值得深思的问题。可是，“鲁学家”们对这些问题从未作过任何令人信服的交代。看来，“瞒和骗”依然是“鲁学”的一大法宝。

如果要评价鲁迅的文学成就，确实是一件困难的事情。我所说的困难，倒不是对鲁迅的文学成就的性质上的判断。说鲁迅为中国现代文学的第一人，这一点大概不会有太多的疑问。我以为，这倒不是因为鲁迅写得特别好，而是因为其他人写得特别糟。问题在于，他的成就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主要是通过哪些文字表现出来。我不认为是他的杂文，当然，更不会是他的书信和日记（大概只有白痴才会将他的书信和日记当作文学作品来读）。稍微有一点点文化的人，也许都会知道，鲁迅之所以作为文学家，主要是因为他的小说（还有他的一本叫做《野草》的散文诗集）。

对于鲁迅来说，他的“国民性批判”的观念无异于一把双刃剑。它既是鲁迅思想中最深刻的和最有活力的部分，同时又是其局限性所在。具体表现在小说写作方面，因为常常过于拘泥于“国民性批判”的观念，以致其小说的艺术空间显得极其狭隘，主题和表现手段方面也常常过于单调、呆板。我们固然可以找到种种客观上的理由为鲁迅辩护，但他在艺术上的缺陷也是事实。隐瞒这些事实并不能给鲁迅带来更多的好处。

被视为鲁迅最高文学成就的代表之作的《阿Q正传》，在艺术上的问题就不少。这是他最有影响的作品，却未必是最好的作品。《阿Q正传》在艺术上过于单薄、粗糙，有时我感到很惋惜——这么好的一个题材给写糟了！而且败笔甚多，比如它的结尾，写到阿Q赴死时看到围观群众的眼睛的一段，显然是最生硬做作的段落。过于明显、直露的观念化的痕迹，在风格上也极不协调。这是一处在艺术上不可原谅的严重败笔。而“鲁学家”们却以为此处大有深意。

被许多当代知识分子捧得很高的《孤独者》，则写得太做作，主人公魏连殳的形象生硬，苍白，毫无生命力可言，大约是刻意模仿19世纪俄罗斯文学的结果。只是依靠了一点激情才勉强成篇，也因此吸引了当代知识分子。小知识分子就喜欢这类情绪夸张的东西。

《在酒楼上》勉强像个小说的样子，结构和气氛都处理得很协调。但它仍显得文人气太重，精心的气氛营造和谋篇，再加上一点儿感伤的情绪。也正因为如此，它获得了当代知识分子的喝彩。

《伤逝》中只有几个抒情性的片段还可以给中学生们看看，而其主要情节——爱情，则写得枯燥乏味，既无激情，也无想象力。这倒与他本人的情感生活很相近。

《肥皂》、《高老夫子》等讽刺性的作品远不如他的杂文来得精彩。

《一件小事》、《弟兄》之类，幼稚得可笑，几近乎无聊。

《狂人日记》作为一篇思想随笔，倒是相当不错的。但作为一部小说，则实在有失水准。

《示众》虽是一个小小的片段，但可见作者叙述上的功力不凡。可惜这样的功力用得不是地方，《阿Q正传》若能写到这种程度，可就是一件了不起的作品了。

《风波》、《祝福》诸篇也都算得上是佳作。

《药》如果没有那个画蛇添足的花环的话，倒也不失为一部杰作。

在鲁迅的《呐喊》和《彷徨》两个集子中，最精彩的要数《孔乙己》了。《孔乙己》可以说达到了短篇小说所要求的完美的境界。简洁，精致，又让人回味无穷。

从小说艺术的角度看，《故事新编》比《呐喊》、《彷徨》要精彩得多，成功得多。在《故事新编》中，鲁迅作为小说家的才能在这里发挥得最充分。但这一点是“鲁学家”们所不愿意承认的。因为《故事新编》没有《呐喊》、《彷徨》中的那样多的“深刻”思想。一位“鲁学家”无论他有多么愚蠢，但只要掌握了所谓“国民性批判”这一法宝，就能把握《呐喊》、《彷徨》以及鲁迅的杂文，但这件法宝用来解释《故事新编》或《野草》这样的艺术性较强的作品时，就不那么灵便了。

《铸剑》像《孔乙己》一样，是一篇可称得上“完美”的作品。既然是“完美”，我就没必要多说什么了。

《补天》一篇极富想象力，但用力过猛。前后两个部分分开来看，都写得很不错，但放在一起就不协调了。

《奔月》、《理水》、《采薇》诸篇，同样充满了非凡的想象力和机智的讽喻性。

鲁迅不曾写过长篇小说，这一直是“鲁学家”们的一块心病，谈起此事来，多少总有点儿理不直气不壮。其实，一位作家是否写过长篇小说，是无关紧要的。但有好事之徒非得找出一点相关的谈资不可。他们热中于谈论鲁迅的那个子虚乌有的长篇小说计划，而且为这个计划没有实现而深表遗憾。他们还为鲁迅设计了一个极其可笑的托词——因为“战斗”的繁忙，无暇经营长篇巨制，云云。也许鲁迅确实有过这么一个写作计划，但即便如此也于事无补。在我看来，鲁迅对世界的理解比较单一、狭隘，他不是那种无论什么都去经验、都能包容的人。他的写作方式也根本不适合写篇幅太长，内容太宽泛的东西。倘若勉强写了出来，肯定也是十分枯燥乏味的货色。然而鲁迅没有做蠢事。这倒可以看出鲁迅本人不凡的艺术判断力。他的“门徒”们则不行。

至于《野草》，无疑是现代汉语文学中最为灿烂的艺术之花。但由于它提供给“鲁学家”所要求的社会学阐释的可能性最小，而且也没有多少特别神圣的思想值得夸耀。因此，“鲁学家”对它的反应也就最迟钝。即使谈到它，往往也不得要领。

《野草》展示了鲁迅内心世界丰富和复杂的一面，也是更真实的一面。因为他的痛苦和矛盾，使我感到他是真实的和可亲近的。而《野草》之后，鲁迅自欺欺人地相信自己找到了摆脱内心矛盾的途径，他的写作反而失去了应有的魅力。

无论如何，鲁迅是现代中国最具影响文化现象之一。从他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出现代中国知识分子（乃至全体国民）的灵魂的真实面貌。从这个意义上说，鲁迅确实是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典范，也是现代中国社会的一面“镜子”，或者还可以说是“民族魂”。

鲁迅曾经这样说过：人往往憎和尚，憎尼姑，憎回教徒，憎耶教徒，而不憎道士。懂得此理者，懂得中国大半。

现在，也可以套用这个说法来谈论现代中国的文人：中国文人可以骂孔夫子，骂老庄，骂耶稣，骂佛陀，骂耶和华，而不可以骂鲁迅。懂得此理者，懂得中国文人的大半——也许是全部。作家韩东很早就发现了知识分子的这一诡异的逻辑。

这的确是一个奇怪的现象，现代中国的知识分子常常是些很有造反精神的人，可是，不知为什么只要一见到鲁迅，膝盖就发软，支持不住自己身体的重量。他们似乎更习惯于跪着研究鲁迅。“鲁学”也成了当代中国学术界的一座最顽固的学术“堡垒”。

从某种程度上说，鲁迅的形象满足了中国读书人的一贯心理：读书和文章可以成就救国济世的大功业。读书人更乐意首先将自己的事业纳入民族国家大业之中，至于知识、科学、真理之类，倒在其次。或者也可以说，读书人按照自己的心理需求，改造甚至虚构了鲁迅的形象。另一方面，鲁迅的激进主义外表对于现代中国知识分子也有着巨大的魅力。激进主义迎合了现代知识分子急功近利的想法，凡是总想一揽子解决。激进主义也满足了知识分子排解内心焦虑和现实生存压力的心理。这也是五四启蒙运动中的激进主义一面被过分夸张的一个原因。

“启蒙”，意味着理性之光对任何被掩蔽的、神秘化的事物的“照亮”。“历来启蒙的目的都是使人们摆脱恐惧，成为主人。”（霍克海默、阿多尔诺：《启蒙的辩证法》）启蒙精神有时是一种勇气，一种敢于破除任何精神魔法的勇气。但是，现代中国知识分子依然没有摆脱对“魔法”的迷恋，“造神”是他们所热中的事业之一。从中我们也能看到知识分子的原始面貌的一个方面：知识分子的原始身份之一即是国家巫师（祭司）。他们将任何属于民族国家和文化精神范畴的事物抽象出来，并加以神秘化。而这些神秘化了的事物一旦与权力结合在一起，就成为人民精神恐惧的根源。

五四启蒙运动在文化上是一场“偶像破坏”（即如鲁迅所说的——“轨道破坏”）运动。而五四之后，“五四精神”日渐衰减，精神界即开始了各种各样的文化“造神”运动。知识分子在不断制造对各种各样的精神偶像的虔敬和恐惧，而“造神”的恶果最终却不得不首先由知识分子自己咽下。整个20世纪的中国文化精神的历史差不多就是“启蒙”与“造神”的循环。而鲁迅则始终是一尊不倒的大“神”。

20世纪90年代以来，文化界发动了新一轮的文化“造神运动”。这个封为“泰斗”，那个封为“大师”，另一个则封为“巨匠”，等等。现代文化的圣殿里塞满了各种各样的神祗，各种“新神”和“旧神”。一座座新的牌位，一尊尊新的偶像，让我们看到了一份全新的“文化封神榜”：王国维、辜鸿铭、胡适、蔡元培、陈寅恪、熊十力、冯友兰、林语堂、钱锺书、顾准……本来很是凋零的现代思想文化界，一下子变得热闹非凡，一派群星灿烂的景象。文学界的新老“大师”就更是不胜其数。反正是神比人多。

新的文化“孙大圣”们各自将自己心目中的“圣人”圈进神圣的光圈，让人无法走近。任何怀有别样的目的的接近者，都有被“妖魔化”的危险。而活着人的精神生存的空间则变得越来越逼仄，精神生活的空气也变得越来越窒闷，始终散发着一股陈腐的、霉烂的、像停尸房里一般的气息。我们在这种精神空气中生活得太久了！

还是让我将本文一开始的故事继续讲完罢。

话说唐僧师徒四人一路降妖伏魔，经历了九九八十一难，终于到了西天，取得了真经，这且按下不表。单说这长老四众连白龙马五口，随了八大金刚来见如来。如来见诸人皆修得正果，心中欢喜，乃依功授职，各各封了神。旃檀佛、斗战佛、净坛使者、金身罗汉，俱正果了本位，天龙马亦自归真。这正是——

春江好景依然在，

远国征人此际行。

莫向遥天望歌舞，

西游演了是封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