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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先生：我昨天才知道——但过去的事不必再说了。我不是基督徒，却幸而尚能担受得起，也不想责谁——大家都是可怜的人间。我以前的蔷薇的梦原来都是虚幻，现在所见的或者才是真的人生。我想订正我的思想，重新入新的生活。以后请不要再到后边院子里来，没有别的话。愿你安心，自重。

这是周作人1923年7月18日写给胞兄鲁迅的决裂信。言简意赅，立意有三：一，你的行为，我已察觉；二，对你宽容，不加责难；三，今后自重，别再来犯。从此之后，周作人的心灵和家园都对鲁迅死死关闭。这是为何？

鲁迅有两个弟弟，周作人比他小4岁，周建人比他小8岁。1919年8月，鲁迅在北京新街口附近的公用库八道湾11号，花了相当于人民币3500元（装修费不算），为全家买了一所大宅院。这用去了鲁迅几乎一年的工资，当时鲁迅月薪合600人民币（不包括稿酬）。这年12月，鲁迅回乡卖掉绍兴旧居，偕母亲鲁瑞、妻子朱安进京，从此跟作人及他的日本妻子信子以及建人同住这座宅院。

四年之后，1923年的7.18，成为两人的决裂日。7月3日，两人还同去过东安市场，到了7月14日，见鲁迅日记所写：“是夜始改在自室吃饭，自具一肴，此可记也。”以往，鲁迅家族的人都是聚在一起吃大锅饭，他突然改吃独食了，家里肯定有异事发生。要知鲁迅尤擅得理不饶人，且好絮絮责人，独对此事一生缄默，内里似有隐情不变亮出。而周作人同天日记，亦无记载。到了7月17日，周作人终于知道鲁迅所为，在当天日记中录下涉及跟鲁迅决裂的十来字，后觉不妥，便“用剪刀剪去了”（见《知堂回想录》之不辩解说）。

又经一夜思考，周作人的情绪由震惊、愤怒趋向平静，但以他对鲁迅性格的了解，此事绝不能以沉默来听之任之，他要给这位多年以来一直以兄长和家长自恃的人，显示自己人格尊严的明确信息。所以，来到7月18日，鲁迅便接到了周作人的这封信，一封信斩断了两人的兄弟之情，也封住了两人的解释之口，给现代文学留下一个永久谜团。而鲁迅日记对此竟然一字未提，他在躲避此事，竟不敢像个爷们一样面对此事。日记并非给人看的，而是写出来给自己解气的，可性喜负气的鲁迅竟不留一字。

让我们去周作人的决裂信中寻些蛛丝马迹。信之开头直呼“鲁迅先生”，口吻已是冷漠之极，形如对待路人，小弟与长兄兼家长之间的关系完全扯平。“我昨天才知道”，这一句暗伏杀机，可见以前不知道，那必是有关人格尊严的事件。“但过去的事不必再说了”，既然我现在知道了，相比你也明白了，你应该知道我知道什么了，没必要在此披露了，以免大家难堪，我周作人给足你鲁迅面子。所谓“过去的事”，说的是昨天刚得知的那种事，似不止一次，且持续较长。

“不是基督徒”这句，道出自己不能像个教徒那样忍辱负重，宽恕此事。“尚能担受得起”，足见此事重大，对周作人算个大伤害，需要以意志来“担受”。“不想责谁”，此言相当微妙，这里的谁，既可暗指鲁迅，又暗含一个巴掌拍不响之意，貌似涉及双方，会不会自己的日本老婆信子也有一定的因素？周作人何等洞悉人性，自知这类复杂曲折事情，若想犁清细节，无异再辱一回。

“大家都是可怜的人间”，以俯瞰姿态，带着无奈悲悯，将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而他周作人，更是受辱方，自在可怜之中。“以前的蔷薇的梦原来都是虚幻”，可见此事对他从前美好的冀望具有毁灭一击，周作人能不颓吗？他本是手不释卷、目不窥园的一介书生，不料后院出丑，自己的媳妇红杏不出墙，也在门口探一头，美梦粉碎，心寒呀！这“真的人生”，便是周作人对现实的猝醒，在“真的人生”中，梦没办法再延续下去了。于是他“订正思想”，改变自己以往过于理想化的幼稚，加入到“新的生活”，这新生活即是对鲁迅、对人生、对鲁氏大家庭的重新审视，过去的看法已绝然改变，跟鲁迅的决裂已迫在眉睫。“不要再到后边院子里来”，这是给鲁迅下的免战的战书，要将兄长彻底逐出自己的生活。这已明确告诉鲁迅，后院就是你的禁区，你不可越雷池一步。周作人在这里要捍卫自己的家庭和生活，绝不容许大哥插足，这是否意味着鲁迅已然涉足周作人的私生活了？

最后，劝诫鲁迅要“安心，自重”，为弟的当然知道为兄的心性狭小多疑，必会寝室不宁，焦虑异常，所以劝其别自扰，没事的，事过去就过去了，别老放在心里，容易毁身子骨。“自重”一词的延伸含义应是轻贱不如自重，可见当时鲁迅对周作人家庭的侵扰已相当严重了。

大感意外的是，鲁迅对周作人的绝交采取默认态度，消极回避，绝无辩解，与跟别人文笔论战时那种匕首投枪般的风格，真是差得十万八千里。这些天来，鲁迅一篇小文也没写，默默望着弟弟言辞寥寥的绝交信，饮闷酒度日。8月2日，鲁迅终于带着妻子朱安，离开住了四年的八道湾大院，搬入西四砖塔胡同61号小院。这是鲁迅回应周作人绝交信的惟一途径——走为上，是息事宁人、摆脱尴尬的惟一选择。

究竟，在1923年的这个炎炎夏日，北平八道湾庭院深深深几许的大院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以至于鲁迅、周作人一奶同胞兄弟之间，一定要死掰绝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