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妻子回来了，告诉阿仁的儿子们说：“你们可以进屋了，有年糕吃啊！”可阿仁的孩子们却无动于衷，继续踩着那堆火留下的痕迹。他们对所有食物都持有过分的反感，嗤之以鼻。阿仁总觉得食物上像是长了让人吃苦头的刺一样，咀咒自己强大的食欲，她的儿子们大概也受了影响，对食物感到厌恶，所以才这样消瘦也说不定。

“阿仁挺高兴的，阿蜜！”妻子说。

“阿仁没生气？”

“一开始，阿仁看到那东西就说你在愚弄她，但后来她知道了是我买的。阿仁真是用的‘愚弄’这个词。”

“哈，那是啊！‘愚弄’这个词，至少在我小的时候，就是山谷的日常用语哩。我们一开玩笑，我妈立刻就会大发脾气：‘怎么愚弄妈妈呢？’对了，那新产品阿仁能用得上吗？”

“我想能。只不过阿仁得注意别摔倒受伤。刚才试了那么一下，看情形还挺好的！”妻子报告完了，孩子们还固执地伸着耳朵站在那里不动，可妻子却不肯在他们面前讲些细节，突然说：“阿仁问孩子的事了，我都说了。”

“没法子啊！既然给她拿去那么个东西，那么跟她坦白一些秘密给她挽回点面子也是理所当然的。”

“可是，要听了阿仁是怎么说的，大概你就不会这么泰然了。当然了，我并不相信阿仁的看法。”妻子好像在克服某种心理障碍似的说：“她说孩子的反常现象会不会从阿蜜那儿遗传下来的。”

灼热的愤怒使我颤抖起来。那一瞬间，它竟能赶跑我头脑中超级市场天皇带来的不祥的阴影。我像是受到来历不明的敌人的攻击，一方面因不安而面红耳赤，同时又尽力调整自我防御的姿态。

“她怀疑的根据其实不值一提！就是，说你还没上小学的时候，有一次抽筋儿抽得很厉害。”见我满脸通红，妻子也红了脸急切地解释道。

“那是看汇报演出会，看着看着就抽筋儿了，还昏过去了。”我在一开始的打击的余震中安不下心来，却还在用舌头体味着已传遍全身的无法消除的余怒。

阿仁的儿子们发出尖锐刺耳的笑声。大概在这既大胆勇敢又含轻蔑之意的幼稚的笑声中，他们对我和妻子心理上的借贷关系就此化为白纸一张了吧。我瞪着他们，可他们仍旧肆无忌惮地笑着、雀跃着，并肩回到他们那肥胖的母亲和年糕那里去了。我和妻子也回到了地炉边。我害怕今晚仍会醉酒的妻子内心深处产生的疑惑将不断膨胀。为了事先除掉这疑惑的种子，我觉得必须和她说说看汇报演出会那会儿突然袭击了我的恶魔的真面目。但是我这些往事的回忆又不能带有冲击力，免得又把妻子推回到陡峭的醉酒斜坡上去。我加了万分的小心告诉她：

在战后恢复举办汇报演出会之前，那次汇演是山谷小学的最后一次，经常成为大家的话题，所以那应该是在战争开始第一年的秋天举行的。当时，我爸爸在中国的东北，别说是我们这些孩子，就连当时还在世的祖母和妈妈都不知道他在干些什么。为此，他还卖了地，筹措了一笔资金漂洋过海去了中国，而且每年都有一大半时间在中国度过。大哥和S兄分别上了东京的大学和城里的中学，所以家里就剩下祖母、妈妈，不算阿仁就是我和弟弟还有刚出生的妹妹我们这些孩子了。收到给父亲的汇演请柬后，阿仁就带着我们三个孩子去了。阿仁背着妹妹坐在小学里最大的教室的第一排中间，我和弟弟在她两边。坐在小学生的木椅子上，腿耷拉到半空中，这情景我至今仍记得很清楚，就好像我自己有第三只眼睛能从教室的天花板俯瞰到一样。

在我们前面一米处，用两个讲台拼在一起做了个舞台，高小的学生们就在那上面演剧。开始是头上包着毛巾的学生们（从山谷高小学生的数字来推测，也只不过是十四五个人而已，但在还是孩子的我来看就觉得是个小规模的群体了）在田里劳作。就是说他们在演以前的农民。他们扔了锹，把斧头、镰刀之类的东西当武器开始了格斗训练。领袖出现了，他是山里的一个年轻人，是一个在孩子们看来也觉得相当漂亮的男子。在他的指导下，武装了的农民们练习着取藩阀实力派的首级的战斗。把一个黑包当作首级，分成两群的农民们训练互相争夺“假首级”。在第二幕中，一个装束体面的男子出现了，他对农民们训诫道：“不可以斩下实力派的头！但群情激愤的农民们不听这一套。于是那个男子对农民们说：那么我来取实力派的头！黑暗中一个蒙面的男子从埋伏着的农民面前走过，这时那个装束体面的男子猛然向他斩了下去。那个演蒙面男子的是一个学生，从头到脚用黑布蒙住，又在上面绑了一个星球，所以他看上去比别的孩子高出一截，也显得很恐怖。被斩的男子的“真首级”伴着蠢钝沉重的声音滚落到舞台上，那个斩了人的男子便向藏在一边的农民们怒吼道：——那是我弟弟的头！农民们揭开蒙面布确认那是死去的年轻的领袖的首级，羞愧地嚎哭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