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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听着这位电子媒体专家的发言，他审视世界的方法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同时我心中浮现出另一个想法，就是通过我的职业所积累的专业体验而产生的“想像力”。

我的关于想像力的思考如果和电子媒体专家的思考结合一起，就变成这样的结果：重新自我把握他所说的“神话般、魔鬼般”——如果换成我的话，就是“启示录般”——的核装备状况，显然就是我们想像力的发挥。让缺乏想像力的人——令人吃惊的是，在军事专家里、在把军事专家的构想制度化的政府官员里、在以此为基础执行政治的领导人里，都有名副其实的此种类型的人，这又是一个魔鬼的现实——实际感觉对核武器现状的日常性恐怖是极其困难的。只有承认这一点，我们才认为有必要重新思考想像力的本质问题。

我们根据公开发表的信息，对现在覆盖在这个星球上的核武器状况进行各自的理解。综合各种情报，想像其总体构造以及“无法想像的事情”一旦变成现实的状况，就是想像这位电子媒体专家所说的“魔鬼般状况”。我们这种想像力的发挥首先是可能的。

但是，这只是想像力发挥的第一阶段。的确，如果没有两个大国(及其国民)发挥这个阶段的想像力，就不会产生指导冷战时代的核遏制理论。自己以核武器构筑攻击敌方——攻击的内容逐渐变得彻底化——的体系，威慑对方，使之害怕。因此，对手也构筑相同或者更强的体系予以对抗。当两个阵营周边的国家也被卷入建立起相互确认破坏战略体系的时候，这个星球上的整个人类都成为核大国的人质。

如果站在战略顶峰控制核武器的少数人的脑子里没有充满恐惧感的想像力，认为对手的核武器会毁灭本国所有人民，就不会制定这样的战略。或者如果没有以本国的核武器毁灭对方全体人民的可怕的想像力，也不会制定这样的战略。而且，由于害怕、怀疑对方的想像力会超过自己的想像力，担心不知道什么时候对方会对自己进行先发制人的核打击，这种想像力的发挥导致双方把核体制推向不断的膨胀。

这样的反复导致建立起一旦受到先发制人的打击后能立即使用核武器进行彻底反击的体制——双方毫无松懈地不断进行更新——导致两个阵营构筑起相互确认破坏的真正“启示录般”规模的核武库。这就是权势者半个世纪的想像力的剧本或者游戏。

那么，对于成为人质的两大阵营——从环境的角度来说，应该是整个地球——的处于权力以外的市民来说，这种想像力会产生什么作用呢？我想，把这种想像力作为自己的体验进行回顾应该具有很大的意义。

对核大国以及它们的核不扩散条约持有异议的比较小的拥有核武器的国家，还有目前还不拥有核武器的一些国家，对核武器都有一些动作。每当它们按照自己的意图进行核试验时，我国就发出抗议的声音。一方面是以广岛、长崎的原子弹受害者团体为主的静坐示威——这完全体现了在这个星球上直接遭受核武器打击的受害者的声音，在任何时候都不会丧失它的说服力。即使有人责问道：日本受到美国“核保护伞”的保护，怎么还批判核体制？原子弹受害者们依然具有不容置疑的批判的力量——另一方面，政府也发表抗议声明。

政府的抗议照例把对没有考虑原子弹受害国的日本国民的感情表示遗憾作为逻辑的出发点。但是，我对原子弹受害国的日本国民的感情究竟有多少切身感一直表示怀疑。

不言而喻，在原子弹受害者的反核运动中——通过长期的原子弹受害者救助法运动，逐渐形成其根本的性质——显示出强烈的原子弹受害国的国民感情。然而，准确地说，应该说是广岛、长崎的原子弹受害者作为人与这个星球上的全人类——也许是下一次的原子弹受害者，人类之间没有任何障碍——相通的人的感情。

我以前也多少参加过、观察过反核运动，所以我可以说，原子弹受害者的反核感情里至少现在没有太大的民族情绪。遭受原子弹轰炸的人自然是受害者，在原子弹轰炸后不久就开始开展反核运动，在一个时期内具有强烈的受害者意识是不可避免的，后来逐渐加以克服。原子弹受害者救助法运动实际上已经吸取了对造成美国投下原子弹——当然，这不能说核武器就要必然地投掷在广岛，尤其长崎——的太平洋战争，以及在此前的日中战争中日本人作为加害者的意识。另外，在实际的日常生活感觉中，也认识到对沦为殖民地的朝鲜半岛人民的加害者意识。我认为，在日本人的战后思想史里，广岛、长崎的原子弹受害者在以救助法运动为中心、并且今后还要继续开展的废除核武器运动中所经历的普遍性的道路具有特别的分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