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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训还十分关心义学里学生的读书情况，时不时来探视一下，对勤于教事的塾师，武训常常叩跪感谢；对贪玩、不认真学习的学生，他则是下跪泣劝：

    “读书不用功，回家无脸见父兄。”一天清晨，学生都已到齐，塾师却尚未起床。武训悄悄地走进塾师的卧房，不声不响地跪在床前不住地流泪。塾师醒来后，武训说：“先生睡觉，学生胡闹，我来跪求，一了百了。”还有一位塾师请假回家，逾期不归。武训步行六十华里赶到塾师家，孤身等候在门外一个通宵。塾师羞愧万分，再不敢超过期限。师生们感动于武训的真挚诚恳，没有一人再有一刻的疏忽怠慢，学风甚好，教学随之而相长。

    时任山东巡抚的张曜听说武训的义行，特地召见之。武训衣衫褴褛地步行到济南府。会面时，武训一面和张巡抚侃侃而谈，一面不断地捻着线头。他的率真、纯朴令巡抚大为感动，下令免征义学田钱粮和徭役，另捐银二百两，同时奏请光绪帝颁以“乐善好施”匾额。清廷授以“义学正”名号，赏穿黄马褂。这本是至高无上的荣耀，但是在钦差面前，武训却不愿意下跪谢恩，也不愿意穿黄马褂，说：“义学正，不用封，黄马褂，没有用。修个义学万年不能动。”

    当“乐善好施”的牌坊为他建成之时，若发狂一般不肯向皇上下跪谢恩！

    他冲进校舍，对着孩子大声喊：“你们记牢了，将来长大，千万别忘了咱庄稼人！”

    光绪十六年（1890年），武训资助了证和尚二百三十吊钱，又在今属临清市的杨二庄兴办了第二所义学。

    光绪十九年（1893年），武训搜集与购买了大量的有益图书，建起了读书会，专供没有钱买书的人自由借阅。有时他还携带图书到村镇的集市庙会上巡回展览，供乡亲们阅读。还大量翻印浅显的学习文章和书籍，免费散发给农民。同一年，朝廷官员，学部侍郎裕德到山东视察，武训在大街上拦轿募款。

    裕德捐给他两百两银子。

    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武训花了3000吊钱于临清御史巷办起第三所义学，取名“御史巷义塾”。

    武训长年苦行，至此耗干了精神，当年五月，武训得了重病。他住在义塾里休养，躺在屋檐下边，不肯占用一间房子。最初几天他不吃饭也不吃药，每天只喝几口开水。据说，只要听见学生们琅琅的读书声，他那病弱的脸上就有着无限愉快的神情。

    光绪二十二年4月23日，武训病逝于御史巷义塾。根据《清史稿》的记载：“（武训）病革，闻诸生诵读声，犹张目而笑。”武训含笑离开了世界，享年59岁。出殡之日，堂邑、馆陶、临清三县官绅全体执绋送殡，遵照武训遗嘱归葬于堂邑县柳林镇崇贤义塾的东侧，漆黑的棺材是一个乡绅捐出的上好的楠木，棺材上了十八遍漆，到了归葬那天，鸡才叫三遍，人们就早早行动，在武训的棺材钱祭拜上香，那天漫天开始飞舞的是铜钱样的纸钱，如凌空舞动的雪花，这是光绪二十二年的春天的雪，只为一个圣徒的灵魂而落。

    雪下着，天地一片素孝。

    “起……”执事高喊，面容肃穆。霎时，哭声一片。

    “啪！”

    瓦盆四分五裂。武训没有儿子，但很多的学生在给武训摔送老的瓦盆，十六个杠夫低低喊声加劲，一具灵柩缓缓离地，载着武训的灵柩要回家了，吹鼓手吹响两把长号，凄凉高亢的乐声冲天而起，鼓乐喧天。

    执事扬手，一叠纸钱飞到半空，在最高处随即散开，漫天飞舞，又与雪花一起纷纷扬扬地下落。

    那些乡绅和义学的孩子们打着招魂幡，抱着灵牌、冥器、花圈、挽联、僧道、孝属、亲友，一行人浩浩荡荡护送着武训回家。

    吹打仪仗引来沿途的村镇围观，人们知道是武训先生，也自觉加入送葬的队列，那天哭声是一切的言语，队伍渐渐变得庞大而蜿蜒，有十里地。

    “张庄赏钱四十吊！”执事高喊。

    全体杠夫整齐划一地随声应和：“哎！四十吊！”

    “李村赏钱六十吊！”执事高喊。

    全体杠夫整齐划一地随声应和：“哎！六十吊！”凡是经过的村庄，大家都拿出赏钱送武训一程，经过路口、河边、桥梁、井台、祠庙时，纸钱都会扬起，又悠悠落下。沿途六十里各村民众自发设奠路祭，自动送殡者沿途来观者人山人海，这就是最后的武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