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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县委打过招呼后，老百姓都学乖了，都顺着调查团的要求说。

    一天吉普车拉来一位80多岁的老秀才，老人一辈子从没坐过汽车，一上车就晕，加上路上颠簸，到堂邑县委时几乎不能动，是被人扶进来的。老人耳朵还有点聋，李进细声问一句，旁边的人就对着老秀才的耳朵大声重复一句。

    问：“武训是不是霸占了很多地？”

    答：“是。”

    问：“武训是经常欺骗乡亲吧？”

    答：“是。”

    问：“武训一贯放高利贷吧？”

    答：“是。”

    于是后来的武训就从一个办义学的圣人，一跌而成了大地主、大流氓，全国的批判文章像火舌一样铺天盖地，就这样一个以政治需要为名的政治的操作把一个圣人的形象毁容了。

    曾经书声琅琅的义学，曾存在半个多世纪的义学，那是离穷人孩子理想和希望最近的地方。却被政治的意识形态，被愚昧给毁坏了。现在你要是凭吊一下武训，你站在墓前不知心境会发起何样的感怀。1966年的“***”，在当年他磕头乞讨办成的学校里，那些学生在老师带领下，砸开他的墓掘出遗骨，并且说：这是武训的狗骨，后来浇上柴油扬灰了，在几天后的夜里武训的后人偷偷把他的骨头埋在了一块麦田里，哪一块土曾记得武训的骨头呢，有时我想武训有灵魂多好，有时又想他还是不要有灵魂，武训如果能看到他会做如何？他所付出的爱为何在这片土地里生长出的是暴虐和愚昧？

    四由武训死后种种遭遇和命运，由他在祖国受到的鞭尸扬灰，我想到了特蕾莎嬷嬷——脸上刻满深深的皱纹，腰弯背驼，粗糙的双手严重龟裂，脚趾发炎，以致走路蹒跚的特蕾莎嬷嬷，在上世纪40年代印度的加尔各答，一边是别墅是饭店和宫殿，是富人的乐园，另一边是随处可见的垃圾棚和居住在其中骨瘦如柴浑身散发着恶臭的贫民，这些贫民没有尊严地活着，活着如蝼蚁，死了，也会因为买不起火葬的木头，尸体被随意抛掷，任其腐烂。

    有一天，特蕾莎嬷嬷要到巴丹医院商量工作，在靠近车站的广场旁她发现一位老妇人，倒在路上，像是死了一般。特蕾莎蹲下来仔细一看：那老妇破布裹着脚，浑身爬满了蚂蚁，头上好像被老鼠咬了一个洞，残留着血迹，伤口周围满是苍蝇和蛆虫。特蕾莎赶紧俯身替老妇测量呼吸及脉搏，似乎还有一口气，她为她赶走苍蝇，驱走蚂蚁，擦去血迹和蛆虫。特蕾莎心想，如果任她躺在那里，必死无疑。于是她暂时放弃了去巴丹的行动，请人帮忙把老妇人送到附近的医院。医院开始时对这个没有家属的老妇人不予理会，但医师在特蕾莎的再三恳求下，便替老妇人治疗，然后对特蕾莎说：“必须暂时住院，等脱离危险期后，再需找个地方静养。”特蕾莎把病人托给医院后，立即到市公所，希望能提供一个让贫困病人休养的场所。市公所的所长是位热心的人，他仔细听完特蕾莎的请求后，便带她来到加尔各答一座有名的卡里寺院，答应将寺庙后面信徒朝拜后的一处地方免费提供给她使用。但一开始受到印度教区婆罗门的强烈反对，理由是特蕾莎修女不是印度人，然而特蕾莎修女不为所动，依然在街头抢救许多临危的病患到收容所来替他们清洗，给他们以休憩以疗救以抚慰，其中也包括印度教的僧侣，慢慢特蕾莎感动了许多的印度人，反对声浪也就逐渐平复。

    自从找到寺院这个落脚点后，不到一天的时间，修女们就将三十多个最贫困痛苦的人安顿了下来。其中有个老人，在搬来的那天傍晚即断了气，临死前，他拉着特蕾莎的手，用孟加拉语低声地说：“我一生活得像条狗，而我现在死得像个人，谢谢了。”

    特蕾莎认为人类的不幸并不存在于贫困、生病或饥饿，真正的不幸是当人们生病或贫困时没有人伸出援手，即使死去，临终前也应有个归宿，向垂死者传播了主的爱。

    于是她离开了修道院，以一个普通修女的身份来到了加尔各答环境最恶劣的贫民窟提亚纳，她脱下蓝色的道袍，换上普通妇女的日常粗布服饰，用自己掌握的一点基本卫生知识和护理技能为那里的贫民服务。

    后来，她和其他修女一起办起了儿童之家，收养从路上捡来的先天残疾的弃婴，把他们抚养成人并告诉这些孩子“你是这个社会重要的一分子”；她办起了麻风病人康复中心，收治照顾那些甚至被亲人抛弃的人，让他们感到自己“并没有被天主抛弃”；最著名的，是她在贫民区创办的临终关怀院，使流落街头的垂死者得以在呵护中度过最后的时光。她说：“这些人像畜生一样活了一辈子，总该让他们最后像个人样。”那些被背进关怀院的可怜人，有的躯体已经被鼠蚁咬得残缺不全，刚入院洗澡时往往用瓦片才能刮去身上的污垢，最后握着修女的手嘴角带着微笑“踏上天国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