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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曾到乡下去，看到很多的留守儿童，跟着爷爷奶奶没有学上，孩子像一个个弃儿，一个个孤儿，在山西雁北山区一口窑洞里，建有一所乡村小学，窑洞即是教室，也是小学里唯一一位老师和学生们的宿舍，晚上老师和学生们就在地上睡觉，每天早晨开始，那位老师给一年级上完语文，再给二年级上数学，接着三四五年级。如此交替往复，直到日落西山。窑洞里除了必不可少的粉笔外，没有任何教具，所谓的桌椅板凳全是由简陋的砖块和几根木头砌成。

    有一个叫李财的小朋友，在班里是个学习很好的学生，他流着泪把做了三次的作业交给老师说：“老师，您以后不能为我批改作业了，明天我不能来上学了。”他的妈妈因得病没钱急时医治而过世了，不得不辍学回家帮爸爸干农活做家务。

    又有这么一个小女孩，她家里实在是很穷，底矮破落死寂的窑洞里，昏暗脏乱，除了一张木板床，一件破旧的被子，几件烂衣服，你再也难以寻找到还有什么物品。脏黑的灶台上，七零八落放着几个说是已吃了好几天的熟红薯。由于实在是穷，她父亲让她退学，小女孩哭着不依，妈妈说：“又要吃饭，又要读书，哪有钱啊？”小女孩就跪在妈妈面前哭着说：“妈妈，只要答应我上学，我以后就不吃饭了。”有一半的小学生是走了好几里路来上学的，自己从家里带米来学校煮，加上一点盐，孩子们就开开心心地吃起来。

    同样是在山西，多些一掷千金的煤老板，一顿饭可以救助多少失学的孩子呢？我想到武训，他省吃俭用，三十多年间乞讨所得，经营所得，贡献给义学的，相当于清政府年财政收入的八千分之一，相当于当今的八百万至一千万元。

    然而武训的命运在新中国遭到的逆转，一个同样是农民的儿子嘲笑他挖苦他：“像武训那样的人，处在清朝末年中国人民反对外国侵略者和反对国内的反动封建统治者的伟大斗争的时代，根本不去触动封建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的一根毫毛，反而狂热地宣传封建文化，并为了取得自己所没有的宣传封建文化的地位，就对反动的封建统治者竭尽奴颜婢膝的能事，这种丑恶的行为，难道是我们所应当歌颂的吗？……承认或者容忍这种歌颂，就是承认或者容忍污蔑农民革命斗争，污蔑中国历史，污蔑中国民族的反动宣传，就是把反动宣传认为正当的宣传。”

    真的如此么？我想到了张艺谋拍摄《活着》里的葛优饰演的富贵，如果武训也像富贵一样是一个吃喝嫖赌的人，却有可能成为革命依靠的对象，武训是从开启民智入手，他拒绝尘世的享受，辞掉黄马褂，而一些从农村走出的所谓的革命者，有几人回馈脚下的土地呢？

    如果要求一个乞丐去触动封建阶级的毫毛，这就有点是使武训承受了不能承受的重，去和一个乞丐叫板，真的让人感到背后的东西，武训只是一个靶子吧。

    于是化名李进的江青在1951年6月就到武训的家乡堂邑县，然后又到武训从事办学活动的临清县等地调查武训的历史和办学活动情况。李进一行到了堂邑后，从北京带来的警卫人员就告诉县委，调查团要自己开饭，只要县委提供蒸馒头的面粉，熬粥用的小米和绿豆。李进要求单独备一缸饮用水，还要在水缸里养两条鱼，养鱼就是以鱼为实验品，每天可用鱼的死活判断是否有坏人投毒。

    李进主要找的是一些晚清的老秀才，一些有点文化、有点见识的老人。

    那些被调查的人不知北京来的人是什么目的，还按上次孙瑜、赵丹等人拍电影时调查时的说法，说武训办学有贡献、为人好，等等。李进很不高兴，县委没办法，只好作动员，明确告诉每一个被调查者“只能拣坏的说”。很多群众不解，有人问“怎么土改斗完了地主，又斗开武训了？”

    当时任堂邑县长的赵安邦是武训学校的毕业生，比较熟悉武训的历史和堂邑的情况，他对调查团领导一再强调武训是坏人的作法有不同意见，认为“武训办学，教人识字有什么坏处？学马列还不是先要会认字。”

    李进当面批评他说：“他办学好？是给什么人办？要用阶级观点分析。”

    赵安邦不服，说：“不管给谁，有点文化总比没有好。”

    后来赵安邦知道李进是毛泽东的夫人后，再也没说过不同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