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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看到后就会想，这个事情似乎有一种“各家自扫门前雪”的感觉，就是谁也不会让尸体倒在自己家的门外面。这个东西很香港人，我不知道大陆是不是这样。

看死君：香港市民对这样的案件会有什么反应呢？是觉得很荒谬吗，还是毛骨悚然？

何爵天：就是很荒谬，很可笑。我们看到一个自杀案件，想到的第一件事不是这个人为什么要自杀，而是关心楼要掉价。所以这个共鸣感很重。在香港，租房子是个很大的问题，大城市都一样，人口越来越多，地方越来越小，楼价越来越高，所以楼宇（产权）是人的生命。基本上你可以看到，影片《正义回廊》里杨伟伦（的角色）要杀掉父母，就有这个楼的原因。

这种荒谬感在于，就像《死尸》里的“尸体”先生，他没有钱结婚，没有钱去做其他事情，他只有这个房子。对我来说，我当然没钱去买楼，但是“去什么地方住”这个问题也已经成为我的困扰，我觉得每个香港人都有这个心理。

看死君：说到荒谬感，在电影里你共设计了两个裸男，一个裸男“死了”，另一个在楼里奔跑，这是什么用意？

何爵天：最开始我们就在想，影片里要有个人全裸跑步，他在模仿奥林匹克，希腊以前的跑步就都是全裸的。还有跑马拉松的那个人，他就是跑到最后死掉了，这些东西都挺有趣。还有我们在台词里写道，（第一个人）往错误的地方跑了，你就跟着往错误的方向跑。跑步这件事在电影里是有联系的。

看死君：你是如何安排“临海丰”小区这几户住家的设定呢？希望通过他们达到怎样的状态？

何爵天：你可以看到，他们既不是什么坏人，当然也并不是什么好人，他们的特征就是自私，都想把霉运推给别人，这就是香港人很典型的性格。我觉得，这部电影就是把这些人都彼此碰到一起，然后就有了冲突，有了荒谬感。后来有人说，这跟你在《正义回廊》里的评审团很相像，都是九个人在面临着同样一个问题，他们也代表着香港不同类型的人。所以，我觉得这部影片好看的地方就在这里，戏剧性很好。

毛舜筠这一家，男的都不是一家之主。本来毛毛是占据有主动性的，到他们需要用吊车把尸体运走时，他们才开始有一点点主动性，要为这个家庭付出更多。这个在香港很普遍的，也就是女权是比较大的，我不知道在大陆是不是这样。

看死君：新婚女孩这个重要角色在影片中后段才登场，她的出现有何用意？

何爵天：这个女孩叫于素素嘛，我们起这个名字就代表她是侠女，谐音“殷素素”，还有演女侠的香港演员于素秋。所以，她最后有个斗篷嘛，就带有一种女侠的气质。这可能是全片最完美的角色了，但她对自己的父亲也是又爱又恨。她本来是不想结婚的，想跟男朋友浪迹天涯，但她还是要满足爸爸的愿望。

这就叫世代矛盾，当下很多年轻人没法跟父母住一起，《正义回廊》如此，《死尸》也是如此。所以，你说两部电影好像很不同，但很多东西又是相同的，除了拍摄风格和结构。我跟我爸爸的关系就很差，跟一个舅舅更是打算老死不相往来，某种程度上，我就像是《正义回廊》里的张显宗一样......

看死君：怀着类似于俄狄浦斯的精神？

何爵天：对的，但我们到最后肯定要融合的。所以，这部电影更多是“融合”的东西，比如毛毛这一家。对我来说，我妈妈就是跟我越来越融合的，因为她是比较了解年轻人的，而且她会尝试去了解，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看死君：《正义回廊》和《死尸》这两部电影，对你来说分别意味着什么？在你的创作维度里，你会怎么评价它们？

何爵天：我跟其他年轻导演有些不同，他们是第一部拍完公映后再拍第二部。但我拍《死尸》时，第一部还没出来，很多都不认识我，我心理压力就小一点。我觉得这样比较好，我看到很多同辈导演没有再拍第二部。我不知道他们是没机会，还是心里想太多。我觉得既然机会来了，剧本也很好，我不爱反抗剧本。本来已经拍了一部不商业的，所以就尝试再拍一部很商业的。反正拍来拍去，最后也会有自己的风格。我很喜欢斯皮尔伯格，他可以拍一部《侏罗纪公园》，再拍一部《辛德勒的名单》。还有索德伯格也是，既可以拍《十一罗汉》，也可以用Iphone拍电影，要赚钱的可以，要艺术的也可以。

我有个心态，就是不一定拍自己写的故事。有评论说，为什么何爵天两个片子都不是自己写的故事啊？他不是一个很作者的导演。但是从前希区柯克的电影也很少自己编剧，大都是拍的别人的故事，最后都变成了作者电影。我觉得这个说法不是很合理。你选择这个题材，决定要拍这个电影，已经跟它产生某种程度的联系，然后你拍的时候就越来越多自己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