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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刑讯时，他对着清吏以不屑的口气说：“学术是杀不了的，革命党人尤其是杀不了！”他终于把自己的一腔鲜血献给了国家。

    这一年，他25岁。

    三

    辛亥年3月、4月之交，杜鹃泣血，中华民族最优秀最忠诚的儿子一个个倒下，中国的良心在颤抖，这个巨人在失血。这一时刻，伟大的母亲是那么无力，面色苍白……

    广州起义找得到姓名的烈士八十六位，其中三十一位被捕刑讯后被杀；有的连姓名也找不到了。烈士们对国家民族的一腔炽爱，对亲人的不忍，对死的义无反顾，通过文字——绝命书——留了下来。今天我们展读这些血泪文字，心仍然在滴血。它表达的不只是慷慨赴死的决绝，还有今天我们已无法企及甚至无法想象的胸怀。它是我们民族的精神遗产，在迷失的时代，它闪烁的光芒能够照耀我们。透过时空虚无的帷幕，我看到了辛亥年的春天浩气盈溢、万物凄迷。

    三月二十七日晚上，方声洞在给自己的父亲写信——

    “父亲大人膝下，跪禀者：此为儿最后亲笔之禀，此禀果到家者，则儿已不在人世者久矣……祖国之存亡，在此一举。事败则中国不免于亡，四万万人皆死，不特儿一人；如事成则四万万人皆生，儿虽死亦乐也。只以大人爱儿切，故临死不敢不为禀告。但望大人以国事为心，勿伤儿之死，则幸甚矣。

    “他日革命成功，我家之人皆为中华新国民，而子孙万世亦可以长保无虞，则儿虽死亦瞑目于地下矣。”

    他交代后事：“兹附上致颖媳信一通，俟其到汉时面交。并祈得书时即遣人赴日本接其归国。因彼一人在东，无人照料，种种不妥也。如能早归，以尽子媳之职，或能稍轻儿不孝之罪……旭孙将来长成，乞善导其爱国之精神，以为将来报仇也。”

    3月26日晚上，林觉民在给父亲和妻子写信，在一座叫滨江楼的小楼里，他几乎写到东方拂晓。他是一个风流倜傥的才子，这一夜，不知多少回涕泪交加。二十岁东渡日本留学，他谙熟日语，懂得英语和德语，可以从容地出入国际性舞台。他给父亲写道：“不孝儿觉民叩禀：父亲大人，儿死矣，惟累大人吃苦，弟妹缺衣食耳。然大有补于全国同胞也。大罪乞恕之。”

    接着，他掏出一方手帕，在上面写起了《与妻书》：

    意映卿卿如晤：

    吾今以此书与汝永别矣！吾作此书时，尚是世中一人；汝看此书时，吾已成为阴间一鬼。吾作此书，泪珠和笔墨齐下，不能竟书而欲搁笔，又恐汝不察吾衷，谓吾忍舍汝而死，谓吾不知汝之不欲吾死也，故遂忍悲为汝言之。

    吾至爱汝，即此爱汝一念，使吾勇就死也。吾自遇汝以来，常愿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属；然遍地腥云，满街狼犬，称心快意，几家能彀？司马青衫，吾不能学太上之忘情也。语云：仁者‘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吾充吾爱汝之心，助天下人爱其所爱，所以敢先汝而死，不顾汝也。汝体吾此心，于啼泣之余，亦以天下人为念，当亦乐牺牲吾身与汝身之福利，为天下人谋永福也。汝其勿悲！

    这是多么伟大的情感！年少时读范仲淹《岳阳楼记》中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总觉得这样的情操似有标榜之嫌。方声洞、林觉民这些活生生的人，哪个不是以天下为己任？他们很少考虑个人。“天下为公”，是一个时代的追求。一个只知逐利的时代也许无法理解这样的胸怀。

    面对爱妻，面对生离死别，林觉民的一腔柔情因《与妻书》感动了许许多多的人：“吾今与汝无言矣。吾居九泉之下遥闻汝哭声，当哭相和也。吾平日不信有鬼，今则又望其真有。今人又言心电感应有道，吾亦望其言是实，则吾之死，吾灵尚依依旁汝也，汝不必以无侣悲。”

    林觉民中弹被捕后，当时传言抓获一个剪短发、穿西装的美少年。两广总督张鸣岐、水师提督李准亲自在提督衙门审讯他。林觉民不会说广东话，就用英语回答，他慷慨陈词，满庭震动。他的回答就像一场演讲，综论世界大势和各国时事，宣传革命道理。讲到时局险恶，他捶胸顿足，愤激得难以自抑。他奉劝清吏认清形势，不要执迷不悟，只有推翻清朝、建立共和才是出路。张鸣岐也不禁感叹：“惜哉，林觉民！面貌如玉，肝肠如铁，心地光明如雪。”幕僚劝张鸣岐为国留才，而张认为这种英雄人物万不可留给革命党，遂下令处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