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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关押的几天中，林觉民滴水不进。行刑时，他泰然自若迈进刑场，从容就义。这一年他24岁。

    饶国梁的《绝笔书》是在法堂上写下的，洋洋千言，宣传的都是革命与主义。他怒斥清吏：“吾辈不死，国民不生，牛马奴隶，生何荣焉。求仁得仁，死何憾焉。”这一年他23岁。

    31位被捕的起义者，没有一个不是大义凛然，慷慨陈词。没有一个不是视死如归。他们写的绝笔书，因为对象不再是亲人，无法儿女情长，却更加义薄云天。

    四

    巨坟隆起，七十二位烈士分成四排，埋成了一个大坟。坟顶一个方亭，亭内一块石碑，写着“七十二烈士之墓”。

    坟后，纪功坊高高在上，抬头仰望，最高处一尊自由女神像，圣洁、高贵、美丽，也格外不同。我惊讶于这个当年法国人送给美国的女神像，在中国南方一隅伫立了九十年。这可能是中国唯一的一尊自由女神像。墓地建筑，柱子是罗马式的，墓碑是埃及的方尖碑式样。女神雕像让人想起法国画家德洛克拉瓦名画《自由指引着人民》中的女神。她代表了西方现代政治的肇始，也提示了一百年前那一场场血雨腥风，它们思想源头的来处。死难者所向往所追求的正是这尊神像所昭示的民主自由之精神。这正是法国当年那一场启蒙运动开启的思想先河。

    起义者从海外纷纷聚集广州，本土国民仍浑浑噩噩。

    先觉者从华侨子弟到留学生，他们最早接受西方现代思想，他们的孤愤与后觉者国民的愚昧麻木，恰成对比。鲁迅短篇小说《药》中小栓吃人血馒头治病的一幕，那血正是革命党人杀头的血。这巨大的反差无疑是悲剧的主要原因。

    我凝望这尊以西方女性形象雕塑的石像，她的身姿像是一种召唤。这一刻，太阳偏西，女神在一片阳光中，周身散发出熠熠光芒，让人感受到了一种深深的感召。

    枪声平息，战死的英雄与被俘后用铁链绑扎一一杀害的烈士，他们的尸骨从越秀山麓至双门底各街道上，一具具倒卧。血，流满了街头马路，由红变黑。血，溅红了广州辛亥年的春天。沉寂后的城市，连日凄风苦雨，天地为之含悲。

    遗体在雨水中开始膨胀，数日后，有的发臭、生虫，惨不忍睹。这些年轻的生命，来得那么遥远，在广州没有人认识他们。官府诬说他们是一帮地痞、无赖。

    市民从门窗偷窥血肉模糊的尸首，谁也不敢走近。有知情者慑于当局追捕革命党人的恐怖，也不敢殓尸。

    烈士们的尸骨断头折臂，残缺不全，被广仁、方便、广济、爱育四家善堂院奉命收到了咨议局门前的空地上。南海、番禺的知事商量，打算把尸体埋到大东门外的臭岗。臭岗是专埋死刑犯的地方，被杀的犯人挖一个坑就草草埋掉了，尸体散发的臭气常飘向四周。烈士如果葬于臭岗，那将是对亡灵的侮辱。

    留下来的同盟会员潘达微以记者身份寻找墓地，在广仁善堂恸哭求助。得到黄花岗坟地后，又找亲戚帮忙敛尸安葬。4月4日，一百多个仵工，将烈士遗体洗去血污，穿上衣服，然后入棺。有的尸体还被铁索锁着，两三人一束，无法装入棺材，仵工用铁锤把枷锁打掉，尸骸一一分开。

    潘达微在现场指挥，逐一清点、辨认和登记，总共殓葬了七十二位烈士遗骸。

    一百多个仵工抬着灵柩向黄花岗进发，一路静默无声，只有潘达微跟在后面，一路走一路流泪。市民担心官府镇压，只是远远凝望，许多人止不住热泪盈眶。天地含悲，下起了淅沥小雨。

    抵达黄花岗后，发现墓穴挖得不够深，潘达微又加钱给土工，要他们挖深后才下葬。

    潘达微为同盟会办报，留下来是为了起义后能仗义执言。想不到熟悉的战友一个个在自己面前血肉模糊地呈现，记忆里那些鲜活的面孔要与这不忍卒睹的尸体一一联系，一一去辨认，这种悲怆、熬煎，非当事者又何以能够体会。

    潘达微是一位画家、摄影家，之后的岁月，他变卖家产，毕生投入孤儿、乞丐和妇女的公益善事中，最后皈依佛门，做了一位居士。他死后就埋在黄花岗烈士身旁。

    第二年，中华民国成立。5月15日，从南京回到广州的孙中山率领各界十余万人至黄花岗祭悼，他亲自主祭并致祭文。孙中山为墓地题写“浩气长存”四字，于墓旁栽种马尾松四棵。他悲怆地挥笔写下：“是役也，碧血横飞，浩气四塞，草木为之含悲，风云因而变色，全国久蛰之人心，乃大兴奋。怨愤所积，如怒涛排壑，不可遏抑，不半载而武昌之大革命以成。则斯役之价值，直可惊天地、泣鬼神，与武昌革命之役并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