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病院和若干年前,我送郑保云进来的时候一模一样,草木繁茂,门前的一大簇芭蕉树,随风摇曳。我在医院门口,向传达室道明了来意,立时被请到会客室,不一会,费勒医生便急匆匆走了进来。出乎意料之外的年轻,看起来不过二十五、六岁左右,多半是才从医学院出来的。
费勒和我热烈握手,又出乎我意料之外。他用力摇着我的手,十分热情地道:“卫先生,我听说过你许多事,尤其是有关精神病医生的那个故事。”
我自己一时之间,反倒想不起哪个故事是和精神病医生有关,而费勒这年轻人,看来性子很急,讲话有点有头无尾,这样说了一句之后,立时又抛开,说第二个话题:“郑先生知道你会来看他,十分高兴。”
这是我关心的事,我忙问:“他的情形怎样?”
费勒苦笑了一下:“做为精神病医生,我甚至难以下断语,所以也极希望听你的意见。”
他的话,比在电话中更加难以捉摸,我心中疑惑,心想还是不要多问,见了郑保云再说,所以我作了一个手势:“还等甚么,这就去看他吧。”
费勒点着头,带着我,却走出了医院的主要建筑物,走向花园去,我奇怪道:“郑先生他——”
费勒解释着:“郑先生是豪富,他的家人特地为他造了一座十分精致的屋子,派了许多人来听他使唤,不过一直以来,他甚么知觉也没有,自然不懂得甚么享受,只是近一个月来才有些不同。”
我问了一句:“他清醒了?”
我曾是郑家庞大财产的处理人,我和郑老太商量过,拨出了一笔为数极巨的现金,委托律师事务所处理,全是归郑保云使用的,如果他已清醒了话,那正好可以用这笔钱夹改善处境。
费勒对于我那么简单的一个问题,却没有法子直接回答,只是叹了一声。
我倒也不以为怪,因为一个精神病患者,很可能情况转变,介乎清醒与不清醒之间,很难界定,郑保云多半是那种情形。
转过了医院的主要建筑,在花园的一角,可以看到一幢精致的洋房,灯火通明,费勒医生没有说甚么,只是伸手指了指。
那自然就是郑保云的“特别病房”了。我一直不知他有着这种特殊待遇。费勒又道:“原来的主治医师逝世,我接手作他的主治医生,还只是三个月之前的事。一直以来,他都被认为是没有希望的。”
我道:“是,那是以前主治医师的结论。”
费勒迟疑了一下:“三个月前,我做为他的主治医师,又曾替他作了十分详细的检查,结论仍走一样。”
我“哦”了一声,扬了扬眉,替代询问,费勒苦笑了一下:“所以,当一个月之前,我去看他时,他忽然对我说起话来,那……几乎……把我……吓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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