亿博娱乐官网平台 谁知道万亿棋牌网页入口

    1996年我应DAAD邀请，驻柏林作家一年。我被安排在市中心的“裤裆大街”（中国人的戏谑翻译）50号，1989年北岛应邀来此，住的就是这一栋公寓。留学生们告诉我：当年好些人聚集在这所房子收看新闻直至深夜，其中一对激愤的男女青年经常结伴并终成眷侣。1992年顾城夫妇从美国返回柏林，结束DAAD计划后，住在这对青年家中。男主人教会谢烨开车，带她去观光，陪她出去购物，近距离的，让谢烨看到另一种生活另一个男人。

    一个美丽聪明的上海姑娘，这么多年来的漂泊，约制天性，我想，谢烨身心都累了。

    这一年，顾城在国外朗诵作品时只用各种怪声没有字词，遭到诗友的批评，躲到沙发后失声痛哭。因为要坚守母语的语感，顾城拒绝学习外语，他在国外的所有交流都要依赖谢烨。那么，语言对他还有什么意义？

    经济的重轭，失语的困境，面临生活与精神伴侣的即将离去，顾城一样，他也撑不住了。

    “黑子的运动，于午时一刻爆炸。”

    即使根据目击者的作证，警察部门的结论，事后得以理性地剖析那一幕悲剧。但，谁能真正还原黑子运动的轨迹，那个深渊的无限黑暗，那一脚踩下去的万念俱灰？

    结局永远无法挽回，无法遗忘。只有谢烨有权宽恕。我深信，她已经宽恕过了。

    原载《上海文学》2014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