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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乔治·费希尔于1993年离开摩托罗拉，接任柯达公司CEO，曾被柯达的董事会奉为救世主。可是，他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实施的一系列改革，也没能把柯达的利润弄上去，自然让董事会的所有董事失望，于是在1999年底比合同提前1年自动“下课”。对大多数CEO来说，“落马”的最根本原因是人们对他们寄予了凡人所无法达到的期望值。越来越多的公司希望企业英雄来扭转乾坤，可以凭“全能CEO”一个人的力量解决公司所有的困难和问题，就像20年前李·艾克卡以自己的天才挽救了濒临倒闭的克莱斯勒公司一样。韦尔奇对于董事会所期望的“不可能的任务”这样批判，“24个月内就想扭转乾坤的想法无疑是愚蠢的。”韦尔奇建议：一个CEO的任期至少需要十年，这样，他才能为公司制定长远的发展计划，而不是饮鸠止渴，只贪图一时的风光。

    第二箭：资本高力下的驱使

    对于我国而言，CEO完全是E时代的流行语，以前中国人喜欢用“一把手”、“总经理”、“总裁”等字眼来形容公司的领军人物，现在好了，都改叫CEO了。其实CEO大致分两种，一种是自己创业，如微软的比尔·盖茨（后将此职位转由巴尔默担任）；另外一种则是由职业经理人干起，他们非常具有管理经验，如IBM的郭士纳、GE的韦尔奇……他们被董事会挑选出来担任CEO。

    在中国当CEO（高层职业经理人）真得是很累，因为干好干坏都一样，资本发话，你就得下台，套句俗话叫“资本意识”。虽然CEO被很多人包括董事会美其名曰首席执行官，但却逃脱不了资本的驱使和挤压。资本不但要求利润最大化，而且要求人格扭曲最大化。随着2002年安然“大厦”轰然“倒塌”，很多人愤怒地谴责，安然公司是玩数字游戏的骗子，是一群玩弄资本骗取钱财的卑鄙小人。从表面上看，安然的确是毁于假账和一个不成功的项目，但实际上它们最多只能被称做导火索，真正的危机是后面庞大的、早已埋满火药的“薪材”。

    有业内人士分析说，以安然为例的一大串公司的倒塌都与股市相关，每个季度、每个年度的财务报告都会将CEO们推到无情的聚光灯下，华尔街的众多分析师更是让CEO们坐立不安，金融市场的波动成了CEO业绩的晴雨表。在这种高压下，越来越多的CEO变得急功近利、缺乏耐性，并受资本的高压下不得已而使出一些“昏着”。正是这种对资本的顶膜礼拜，使得很多优秀的CEO只好面临“下课”。因此，在CEO的“俱乐部”里，公司业务的增长永远是第一位的追求。市场会原谅CEO一次或两次，但凡事不过三。干得不好，即使是已经干了十几年的“老马”和有功之臣，也得“下马”走人，谁也改变不了资本的意志。雅虎CEO迪姆·库格对此感触颇深。尽管他曾与杨致远等一起，缔造了雅虎帝国的神话，当雅虎陷入低谷而迪姆·库格又无力推动雅虎走出困境的时候，以杨致远为首的董事会仍然毫不犹豫地请他出局。还有卓越前任CEO王树彤，实达前任CEO的贾红兵，方正科技前任CEO祝剑秋，都因为跟董事会存在分岐而辞职，尽管在他们的打理之下，公司的经营状况还算不赖，但资本是老大。

    因此，资本的压力便成了CEO“落马”的第二支“暗箭”。

    第三箭：道德危机

    一个安然、一个凯马特的倒塌还能硬撑着说是偶然的，还可以找到他们的CEO走下第一交椅的轨迹，但类似的名字太多了。安然公司、全球有线通信公司、安达信公司、泰科国际公司和世界通信公司只是一些比较明显的例子，公司道德准则已经敲响了警钟。越来越多的媒体也学会了见风使舵，“造星”在先，“揭丑”在后。在安然财务“造假”丑闻和其他公司丑闻被媒体纷纷曝光后，其CEO自然都成为众矢之的，下马“走人”就成为其惟一出路。奎斯特通讯公司CEO安舒茨曾利用自己掌握公司内幕信息之便利，以47.25美元高价抛出了价值12.7亿美元的股票，而现在奎斯特通讯公司股价仅为1美元。这样，道德危机就成为导致CEO“落马”的最毒“暗箭”。

    第四箭：老帅不识丁

    提起当年的老店凯马特，企业界人士无人不暗自称赞，而如今大厦轰然而倒。究其原因是因为这个时代发展太迅速，管理和经营上难题一个接着一个，一切都来得那么快，对于步伐稍慢的CEO来说，差的似乎就是那么一点点就找不到回家的路了。现在，CEO所面临的形势普遍要比20年前复杂得多，甚至比5年前都复杂。市场是多元化的竞争，变化无穷，而科技也是日新月异，企业CEO必须能够全方位把握变化。而经营管理上出现的新问题，常常让“老帅”们困惑。“不是我不明白，是因为这个世界变化太快”，虽然这只是一首歌的里歌词，但却反映出了世界变化速度。为了管理好公司，CEO就必须相应地进行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