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同袋鼠的女人在我眼前晃了二十多年,有一天我忽然看见了她们中的一个,她胸前的奶渍清晰无比,近在眼前。而我不仅仅是看见,更是被冲击,那块奶渍不知为什么在那个时刻变成了一种奇怪的东西,变成一块石头,携带着能量,冷不防迎面打了我一下,我一时觉得它跟我有着某种特殊的联系,跟我和那个女人的共同命运有关。
那是一位女诗人,当时三十九岁,她曾是G省最优秀的诗人,她那些未能发表的通过半公开的途径流传的诗作,即使拿来跟国内同时期的其他诗人相比也毫不逊色,但是她没有这种机会,她年龄偏大,长得也不够好看,这一点据说相当重要,在这个遍布着男人目光的世界上,一个不好看的女人要取得成功真是连门都没有,文坛更是一个好色的文坛。她不光人不漂亮,名字也没有供人遐想的余地,叫余君平,完全中性,她也不取笔名,我想她若取一个带点女性色彩的漂亮名字,很有可能就会引人注目。这使我想到了G省的另一个女诗人雅妮,本来我已经完全把她忘记了,雅妮的诗比余君平差一到两个等级,但诗运硬是比余君平好两倍。雅妮是桂林人,我曾经见过她一次,我想她那么楚楚动人地坐在那里,谁又忍心说她的诗写得不如余君平呢?我总是听人说,某某很欣赏雅妮,某某这样一个如雷贯耳的名字,远在京城,我们连够都够不着。
这样的事实使我黯然神伤。
多年来,余君平连同她胸前的渍痕就像我身体里一道隐藏至深的伤口,我不知道她现在在干什么,变成什么样子了,我估计她可能已经完全不写诗了。生活最初的形状就是那块奶渍的形状,它隐藏在那里,并从那里出发,一点点吞噬世博会 知乎,或者并不是一点点的缓慢进程,而是一大口,像一只吃掉太阳的天狗。我当时极为恐怖地想到,这只天狗不是别人,正是她的孩子。这个孩子在她三十九岁的路途上等着她,等着世博会 知乎,等着把她变成一个母亲。孩子又瘦又小,早产,生出来只有二斤八两,放在暖箱里养了一个月,吃什么都吐,有众多的禁忌,不能吃苹果泥,不能吃鸡蛋黄,能吃的东西也只能吃一小口,在整整一年的时间里只能靠母乳。后来又过了几年,余君平告诉我,在孩子三岁前,她几乎没有一天正经梳过头,每天都蓬头垢面。我想象一个憔悴苍老头发蓬乱的余君平,觉得那个使劲吃大拇指的孩子是一个巫孩,使了一种巫法,把余君平变成这样一个比真正的袋鼠好不了多少的丑妇。
我看到余君平胸前的奶渍的时候是80年代中期,她的孩子刚刚五个月,G省在一条著名的江边开一个笔会,世博会 知乎挣扎着从母亲余君平身上分离出来,她说我好久没有写过诗了,连诗都读得少了。她看见谁都新鲜,听到任何一个话题都新鲜,好像生一个孩子就退化了,退回到刚刚进入文坛的光景,她听见有人说“深度意象”,她马上就盯着问,有人说“深度抒情”她又盯着问。她总是想弄清楚这些她错过了的新名词,就好像一名停止训练的运动员,想要恢复心肺水平和肌肉能力而拼命加大运动量。她在这次会上读到了翟永明的一组新诗,她马上兴奋起来,眼睛里涌出了一滴泪水,我看到她身上的母亲瞬间就退到了远处,而诗人从她的身体深处一下站了出来,她本来不太说话,即使说也迟迟疑疑,缺乏自信,并且她常常在不同的场合重复同一句话:我已经有一年多没跟任何人谈文学了。但她读了翟永明的诗马上就找到了感觉,话越说越多,越说越快。
她说她要到四川去,她哥哥在重庆,她喜欢四川是因为四川有许多一流的诗人。她说她本来几年前就要去四川,曾经联系过一个文化馆,差一点没有成。她向我虚构四川,在虚构中我看到了另一个余君平,她站在重庆山城的某一盏灯下,长发飘飘(像那位现在还十分著名的女诗人),才情荡漾,而她的身后,在某一间窄小的小屋里,粗糙的稿纸上满是新鲜的诗句,而那个两斤多重的孩子是没有的,正如眼前剪着短发的余君平没有出现在那里。这种虚构一点也没使我感到虚假,我坚信,余君平绝对是有可能站在四川肥沃的土壤上成为一名第一流的诗人。
但她衣服的前襟渗出了奶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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