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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圣经》原文中，Ruth便是路得，一位在丈夫死后跟随婆婆拿俄米去往外邦，并且在两位女性之间的情感流动中真正书写了、贯彻着女性内在力量的角色。Ruth本身在女孩子的名字中亦有“值得”之意。《油炸绿番茄》中，当Ruth的母亲去世时，她寄给Idgie的讣告便写下了这段《圣经-路得记》中最着名的经文：

“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你在哪里住宿，我也在那里住宿；

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

你在哪里死，我也在那里死，也埋葬在那里。

除非死能使你我相离！” ——《路得记》1章16节

如此命定一般的经文，便是全片Ruth对于Idgie最深切、最浓烈的表白，其本身女性情谊的关系，附上Ruth名字的隐喻，构成了双重隐喻。但因为此段经文在影片中一闪而过，且更多的观众易把这一段误解为Ruth对于母亲的悼念，所以常常使得处于非《圣经》文化背景的观众错过这样一段经文的隐喻。事实上，路得对于拿俄米的呼唤便是Ruth对于Idgie的呼唤。

原着中Ruth和Idgie是同性恋，某种程度上，Idgie在Buddy死后，用情感填充并代替了Buddy。而后Ruth的孩子取名为Buddy JR，小Buddy在这个意义上便成为了Ruth和Idgie的情感结晶。Ruth的儿子实际上是跟了Idgie姓，他们也在这一意义上构成了真正的家庭，并成为了“夫妻”。那么在这样的叙事脉络中，女孩帮助女孩变为了女孩成全女孩，女孩与女孩诞生下一代的寓言效果。

影片在意识形态调和下的文学改编脉络是相当值得注意的。《油炸绿番茄》和《阿甘正传》拥有着逻辑脉络相同的改编策略，即对于时代旋律的妥协与依附。《阿甘正传》原着本身的阿甘不仅不是一位纯正的白人领袖，反而是一位深度参与本该由珍妮代表的各种社会运动的瘾君子，甚至阿甘还存在阿甘要被发送到火星的情节。《油炸绿番茄》中的Idgie在原着中也是一位同性恋者，在影视化改编中，同性恋被内化为了一种超越友情的至高深情。《油炸绿番茄》的原着中写道：“奇怪，大多数人可以和某个人朝夕相处，渐生情愫，却不知道一切何时发生……而就在那一刻，她了解到，她是全心全意爱着英吉，这就是那天她哭泣的原因。她未曾有过这种感觉，而她也知道，她可能不会再有这样的感受了。一个月后的现在，她却因为太过深爱英吉而必须离开。”在影片中，直白的女***情被降级为友情的延伸，这种友情又继而延伸到了对于女性互助赞歌的传扬，而影片文本至此则已与原文意趣相去甚远。

影片中对于女性的“丰满”，同样突出了男性的“贬损”。这种“贬损”不是贬义意义的，而是一种缺乏行动力或结构性的问题。影片充满着残缺的男性：死亡的Buddy、断臂残缺的Buddy JR、智商较低的Idgie的追求者、善良但并不精明的黑人大乔治……这些缺乏行动力的男性完成了那些非女性电影中的缺乏行动力的女性，一起支撑了叙事之外的结构。这是“男人看——女人被看”的另一面，女人叙事——男人不叙事。

影片完全被置于一个男性本位的环境下，并且几位“大女主”并未发出抗争男性的口号，而是将一切对于男性结构的抗争内化于行动中。“Ruth生了个男孩！她做到了！”当Ruth生下男孩时，一家人对于男性的崇拜便充斥了整个欢乐的气氛。在种族的议题上，Idgie接待黑人客人的段落也是出于一种善良的自觉，而没有强调种族的集体性抗争。影片对种族、性别的结构是内化于叙事脉络中的，甚至是隐喻于情节现象下的。例如，在Idgie受审的段落中，法庭的审理是“白人”势力单方面的质询，一切的问答只是以单方面的势力质询来维持。而影片对于固有白人价值观的挪揄，也是体现在隐喻中。法官要求证人“右手放在圣经上发誓”时，牧师证人答道“我带了自己的圣经，如果你不介意的话”。而后他的《圣经》只是《白鲸记》的印本。《油炸绿番茄》整片的一个高峰时刻是“case dismissed”的一刻，它用共情“混淆”了法律，正如用《白鲸记》挪揄了片中虚伪的白人誓言与正义宣言。影片在其开篇阐释概念的时候证明，“油炸绿番茄”这种食物本身就是一种混淆。它甚至混淆正义，用代入式的叙事来代替正义与否的判断。正如Ruth所说：“我说不清哪个更糟糕，教堂还是监狱。”在这个意义上，事实正义与否并不重要，与“女性-弱势群体”共情便是正义。

影片后段出现的浸礼教（存疑）的黑人说唱教会场面很好地对标了前段的白人教会。《阿甘正传》中也同样出现了这样的意象，当阿甘终于完成了对于白人的拯救时，他和丹中尉来到了浸礼教的教会环境中。浸礼教的渗透恰恰表明了一个事实——作为意识形态最深处的信仰认同已经进入了白人的认知体系中，两人代表整个白人群体达成了与黑人的和解（无论是丹中尉—阿甘还是Ruth和Idgie）。黑人达成了将教派这一最难进入主流体系内的意识形态来同化一个区域内的人民的历史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