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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还得挑个好日子再谈？”

    “一会儿，我要去办点事儿，原先就约好的……”

    “这么神秘？那好，你觉得咱们什么时间再谈？”

    “除了今天，哪天都合适。”

    “行。明天。明天赶巧是休息日。全场都放假。还是我过来。还来吃你的拌面。咋样？”

    那时候，冈古拉实行的是十天工作制。也就是说，十天一休。农忙除外。这“除外”的意思是，赶上农忙，就没有休息日了。

    第二天，我早早就往高地上赶，却遇见了一个冈古拉冬日罕见的大雾天。浓雾掩蔽了一切，让我差一点迷了路。好不容易找到那口泉眼儿和小木屋，木屋的门上却上着锁。大间小间的门都上了锁。那匹马也不在。我相信他是个守信用的人。肯定是临时出了什么事，迫不得已外出了。我在大雾里等了他一个来小时，浑身上下冻得都没法忍受了，才听见一阵马蹄声从远处急促响来。不一会儿，他就跟一团魔影似的出现在那一片深灰色的大雾之中。栓好马，进了屋，他却说今天谈不成了。得改天再谈。也不说原因，只说是临时出了点儿事，他是特地赶回来跟我打招呼的，打完招呼，就得走。至于改在哪天再谈，他说：“暂时还定不了。但一两天之内，咱俩肯定再谈一次。就这样吧。”他带着一点歉意，匆匆地说，显然是急于要从这儿脱身。我当然不能过于勉强他。看他重新锁上木屋的门，纵身上马，转眼间便隐没在大雾的浓密处。

    已经被撤职了的他，还在忙啥呢？我站在木屋的屋檐下，打着寒战，思问。

    即使被撤了职，仍会很不甘心地去做一些自己觉得必须要做的事，这才是真正的“韩起科”。我呆呆地望着他和那匹马的背影，继续思问着。

    回到学校，已过了下午饭的档口（休息日，只开两顿饭）。我让伙房里赶紧给我热了两个凉馍，又打了点苞谷糊糊，从那排列在墙根儿前的一溜泡菜坛子中，挟了几根腌尖椒和酸豆角，吃完，便躺下，一觉起来再看我那块双铃马蹄闹钟，已然快五点了，觉得有点头昏脑胀，想找盆凉水来激激。再去伙房，人都走了。门也锁上了。一想，也是的，今天是休息日嘛；便赶紧舀回半盆雪，用力擦了擦脸，果然清爽许多，给炉膛里填满柴，再锁上宿舍门，四处去转了转，居然整个校区都空空荡荡，连根人毛也没见着；再回到宿舍里，独自坐着发了会儿呆，只是在想，什么事，逼得韩起科放弃对我的承诺，急着去处理？肯定不会是件小事。可能会是件什么样的事呢？我紧张地在脑子里梳理着，但到最后也没理出什么头绪。不一会儿，天色便暗得必须上灯了。这时还不到送电的时间，我又懒得去点那油灯，便让自己继续在黑暗中默坐，想着何不趁这机会去马桂花家走走，一方面可以去看看马桂花，另一方面也可以从马立安那儿再打听一点情况，进一步熟悉熟悉她和她的家人，岂不一举几得？这么一想，倒也兴奋起来，忙端起搪瓷缸，把剩余的那半缸凉茶咕嘟咕嘟喝了，再带上那个能装四节一号电池的长把手电筒（关键时刻绝对能拿来当防身武器），再把那把老七九步枪刺刀揣进袖筒，推开门去，才发觉天上纷纷扬扬地又下开雪了。

    我这“高级中学”的原址，是野战部队某师一个教导大队的驻地。边境烽火平息，众多野战部队调防，教导大队也跟着走了，空留下这个大院和一片营房，还有一个颇具规模的操场。早有人要上这儿来拆砖和门窗，还有椽子和檩条。高福海制止了。后来又有人建议将它改作仓库，马场，驴圈，机修基地等等等等，高福海都没答应。就这样空关了两三年。常看见高福海独自一人上这儿来发呆，或站在那高耸的旗杆底下，或站在靶场的大土堆前，一动不动地目送落日西沉。许多人说，他是在追忆、怀念自己当年的军旅生活。也有人说，他这时的心情，就跟一个“土财主”似的，平空得了一大笔钱财，抑制不住那份激动和兴奋，总要半夜起来数数那叮当作响的银元，过一过发财瘾一样。但最后，人们才清楚，他把这个院子留给了他早就想办，但又一直没那个决心办的“高级中学”。那天，我到学校去报到，他还一再叮嘱：“别的事情，就不用我多说了。就是院子里的一切设施，要尽可能地保持原样。边境上的事情谁也说不好。啥时候野战部队又要回来使用这大院，我们得保证人家及时用得上。枪声响，老子上战场。林彪倒了，他说的这句话还是有道理的。耽误了打仗这件头等大事，谁的脑袋都别想保住！这一点，可不能含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