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钱牧斋对明初史料的贡献说,我是很推崇这个学者的。二十年前读他的《初学集》《有学集》《国初群雄事略》《太祖实录辨证》诸书,觉得他的学力见解,实在比王弇州(世贞)、朱国祯高。同时也搜集了有关他个人的许多史料,如张汉儒控告他和瞿式耜的呈文、《牧斋遗事》《虞山妖异志》《阁讼记略》《钱氏家变录》《牧斋年谱》《河东君殉家难事实》(以上均见《虞阳说苑甲编》)、《纪钱牧斋遗事》(《痛史》本)、《钱氏家变录》(《荆驼逸史》本)、瞿式耜《瞿忠宣公集》、文秉《烈皇小识》、计六奇《明季北略》,以及《明史·周延儒传》《温体仁传》《马士英传》《瞿式耜传》有关他的记载,和张汉儒呈文的另一印本(刊《文艺杂志》八期)。因为《明史》里不收这个作清朝官的两朝领袖,《清史稿》列他在《文苑传》,极简略。当时就想替此人写点什么。记不得那时候因为什么耽误了,一晃荡便是二十年。
最近又把从前所看过的史料重读一遍,深感过去看法之错误。因为第一他的史学方面成就实在有限,他有机会在内阁读到《昭示奸党录》《清教录》一类秘本,他有钱能花一千二百两银子买一部宋本《汉书》,以及收藏类似俞本《皇明纪事录》之类的秘笈,有绛云楼那样收藏精博的私人图书馆,从而作点考据工作,实在没有什么了不起;第二这个人的人品实在差得很,年轻时是浪子,中年是热衷的政客,晚年是投清的汉奸,居乡时是土豪劣绅,在朝是贪官污吏,一生翻翻覆覆,没有立场,没有民族气节,除了想作官以外,从没有想到别的。他的一点儿成就、虚名、享受,全盘建立在对人民剥削的基础上,是一个道地的完全的小人、坏人。
可是,三百年前,他的名气真大,东林巨子,文坛领袖,斯文宗主,而且还是幕后政治的牵线人物。只是做官的日子短,在野的年代长,以他当时的声名而论,倒是个“社会贤达”也。
我正在研究历史上的士大夫、官僚、绅士、地主这类人,钱牧斋恰好具备这些资格,而且还是“社会贤达”,因此把旧材料利用一下,写出这个人,并非毫无意义,而且也了却多年来的心愿,是为记。
一 定论
牧斋是有自知之明的,他明白自己的大节有亏,常时嘴里说的是一套,纸上写的是一套,做的是完全不同的另一套。师友们轰轰烈烈成为一代完人,只有他醉心于功名利禄,出卖了人格灵魂,出卖了民族国家,到头来变成“药渣”,“秋风起,团扇捐”,被新主人一脚踢开,活着对不起人民,死去也羞见当年师友,老年的情怀实实在在是凄楚的、寂寞的、幽怨的,百无聊赖,只好皈依空门,靠念经礼佛来排遣、忏悔。排遣往年的过错,忏悔一生的罪恶。有时候也不免自怨自艾一番,例如《有学集》卷一《次韵茂之戊子秋重晤有感之作》:
残生犹在讶经过,执手只应唤奈何!近日理头梳齿少,频年洗面泪痕多。神争六博其如我,天醉投壶且任他。叹息题诗垂句后,重将老眼向关河。
《再次茂之他字韵》:
覆杯池畔忍重过,欲哭其如泪尽何?故鬼视今真恨晚,余生较死不争多!陶轮世界宁关我?针孔光阴莫羡他!迟暮将离无别语,好将白发喻观河。
戊子是明永历二年,清顺治五年(1648),这年他六十七岁了,为了被控和明朝故老闹“反清”,被羁押在南京,案情严重。想想一辈子居高官,享大名,四年前已经六十四岁了,还不顾名节,首倡投降之议,花了一笔大本钱,满以为新朝一定大用,不料还是作礼部侍郎,二十年前早已作过的官。官小倒也罢了,还被奚落,被哂笑,实在受不了,只好告病回籍。如今又吃这官司,说是为明朝呢,说不上,为清朝呢,更说不上,于是见了人只好唤奈何了,要哭也没有眼泪了,活着比死也好不了多少了。顺治十八年(1661)八十岁大寿,族弟钱君鸿要发起替他征集庆寿诗文,他苦口辞谢说:
少窃虚誉,长尘华贯,荣进败名,艰危苟免,无一事可及生人,无一言可书册府,濒死不死,偷生得生。绛县之吏,不记其年,杏坛之杖,久悬其胫。此天地间之不祥人,雄虺之所愁遗,鸺鹠之所接席者也,人亦有言,臣犹知之,而况于君乎?(《有学集》卷三九《与族弟君鸿论求免庆寿诗文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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