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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一个个人主义者，他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他是一个人道主义者，他是一个悲观主义者。他是隐士，他是汉奸，他是叛徒。他是一个博学的人，他是一个智慧的人，他是一个高雅的人，他是一个悠闲的人。他是一个表面冷漠内心冷峻的人，他是一个与世无争的读书人，他是一个懂得生活艺术的人。他是上世纪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代表，他是“五四”时期深刻的思想家和战士。他被时人誉为是“京兆布衣”，他自称是“在家和尚”。他身上 有一种出世的庄子风度，他骨子里流露出的是中国传统士大夫的清高。他就是 20 世纪中国文学史、文化史上最富争议、同时也是最具传奇色彩的、无法回避的一个人物——周作人。

说起周作人，这至今仍 是一个极具挑战性的话题。有关他的各种争论，学术界是此起彼伏、从未停息。面对他， 至今 仍有许多困惑和问题。周作人在现代中国历史上究竟扮演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他一生所走过的独特崎岖的心路历程和人生轨迹，构成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化史上一个不可忽略的存在。回顾他一生所走过的道路对于我们思考知识分子的命运是颇有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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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 年 7 月 7 日，卢沟桥事变爆发，中日正式宣战，华北局势日益紧张。“走”与“不走”成了周作人这一代知识分子共同面临的人生选择。 7 月 29 日北平沦陷。 8 月 9 日北平大学、清华大学宣布南迁。同日，胡适、叶公超、梁实秋等一大批文化名流纷纷南下。但周作人始终未动。此时的周作人对当时中国的两大政治势力都持不信任态度，他既不愿南下随国民党，也不肯北上跟共产党走。这让关心周作人的朋友不免为他感到忧心忡忡。不久就发生了周作人出席日本人召开的“更生中国文化座谈会”的“事件”。消息一出，全国舆论哗然。 1938 年 5 月 14 日，《抗战文艺》 1 卷 4 号上发表了 由中国全国文艺界抗日协会组织的 18 位作家联名写的《给周作人的一封公开信》。信的内容如下：

作人先生：去秋平津沦陷，文人相继南来，得知先生尚在故都。我们每听暴敌摧残文化，仇害读书青年，便虑及先生安全。更有些朋友，函电探问；接先生复书，知道决心在平死守。我们了解先生未能出走的困难，并希望先生作个文坛的苏武，境逆而节贞。可是，由最近敌国报章所载，惊悉先生竟参加敌寇在平召集的“更生中国文化座谈会”：照片分明，言论具有，当非虚构。先生此举，实系背叛民族，屈膝事仇之恨事，凡我文艺界同仁无一不为先生惜，亦无一不以此为耻。先生在中国文艺界曾有相当建树，身为国立大学教授，复备受国家社会之优遇尊崇，而甘冒此天下之大不韪，贻文化界以叛国媚敌之羞，我们虽欲格外爱护，其如大义之所在，终不能因爱护而即昧却天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