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拿出口琴。这是她事先准备要问的最重要内容,事关母亲和他的关系。她需要他亲口确认,这很重要。她拿口琴的双手都有点颤抖。
“您记得这支口琴吗?”
将军淡然地瞥了一眼,“不记得了。”
她突然对他的回答感到愤怒。他怎么能这样,怎么能把一切都轻易地一笔勾销?
“一九四一年,你负伤到了上海,住在杨慈严医生家,是吗?”她有点破罐子破摔了。
“是的。”
“那么您记得杨慈严的女儿杨泸吗?”她提高了嗓门。
“记得。”
“您曾经送她这支口琴,您记得吗?”
他没有回答。他垂下了眼帘,好像在某种忏悔中。但她对他不肯承认还是感到委屈,她突兀地问:
“您是什么时候知道她有一个女儿的?”
显然从来没有人这么直截了当地这样问他,他吃惊地看着她。她对自己突然问出这话也很吃惊,她没想过这么问他,也许是被他的态度激怒了。
“您在延安结婚的时候知道这件事吗?”她有些激动。口气越来越像是在责问了。
“……”
“您爱她吗?”她预感到今天的谈话也许将会毫无结果。
“……”
“您爱过她吗?”她不放过他,今天豁出去了。
这时,将军抬起头,他显得有点恼,他说:“对一个革命者而言,个人情感不值一提。”
说这句话时,将军露出坚定的神色,好像他在回顾自己波澜壮阔的一生,对自己的所作所为从来不曾遗憾过。这种神情伤害了杨小翼脆弱的自尊,她觉得自己被彻底地拒之于外。她非常失望,她想,没有必要谈下去了。
没有得到将军的允许,她从座位上站起来。这是很没礼貌的。将军吃惊地看着她。他坐在那儿,稳如泰山,好像在命令她坐下来。她已是泪流满面,说:
“我回去了。”
将军木然坐在那儿,没有回答。
她转身向房间外走去,没再向周楠阿姨告别。走出院子的大门,她才回过头来,将军站在那儿,在深秋的阳光下,将军稀疏的银发在风中凌乱地飘荡。也许是错觉,她看到了将军的泪光。她心头一酸,忍不住痛哭起来。她拦住一辆出租车,上车时,她想,此生再也不要见他了,再不,一切都了结了。
她在自己的心里打了一个句号。
这之后,杨小翼把一切放下了。她不再纠缠于和将军的关系,一切结束了。她尽量不再恨他或爱他,不再想得到他的认同,也不再向尹南方打听将军的健康,除非尹南方主动提起。她专注于专业,她招收了两名硕士研究生,一男一女,带着他们到处走,或参观考察,或参加学术研讨会。两个学生之间的关系十分有趣:女孩子非常漂亮,男孩敦厚质朴,女孩老是欺负男孩,男孩子浑然不觉。其实男孩不是真的不明白,他享受被女孩子欺负。她喜欢观察年轻人之间的把戏,有一种过来人的明达,有一种一切了然于胸的乐趣。她觉得自己已成了一个宽厚长者。
杨小翼永远记得一九九五年六月三十日的那个夜晚。那天晚上,她总觉得心里不踏实,睡下后辗转反侧,不能入睡。这是很少见的,年轻时她睡眠并不算太好,但渐入老境后睡眠反倒是好了。这可能同她“心无挂碍”有关。说“心无挂碍”当然比较夸张,但同过去比,她的盼望,她的欲望是明显减少了。她不再指望自己的生活还会有什么改变,她承认一生中最美的年华已经逝去,未来的日子是可以预见的。她记得有一次,她曾同刘世军讨论过在何处终老的问题。她说,我死的时候,希望谁都不要知道,我会找一个阳光照得到的山谷,然后躺下长眠。刘世军笑道,那时候,你恐怕老得走不动了,你怎么去山谷呢?
就在杨小翼胡思乱想的时候,电话铃响了。深更半夜的,谁会打电话来呢?她赶忙接起电话。是尹南方打来的,尹南方用一种近乎机械的声音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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