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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是这面朱红的砖墙在台北正午的阳光下实在太耀眼，你很难愿意驻足一分钟，即使多看两眼，一般行人恐怕也只觉得，此地不过是一栋破旧的台大宿舍楼。

 

从台北新生南路紫藤庐隔壁的小巷走进去，你会经过两排整齐的公寓，阳台上种着妖艳的九重葛，走到底，便会看到这面朱红的砖墙。

 

院里长得三层楼高的枫树，虽才发出嫩叶，却已呈露苍郁；只因一旁的老宿舍实在太旧了，如此匆匆挥霍流行的城市，怎么可能留下沉沦的老式住宅呢？

 

走进院墙里，像在没落小区里寻找没有门牌的人家，经文史学家指点，那个看似废弃的老建筑之后，便是殷海光的家。

 

殷海光生前就住在这里，他是20世纪50年代台湾除胡适之外，最有影响力的知识分子。从当台大讲师、教授到被赶出台大，成为续聘教授却不得开课，殷海光一生都住在这儿，直到1969年9月15日病危被送至台大医院前，在此度过整整13年。

 

通往殷家的路上，杂草凌乱，旁边堆了不少日常用品。殷家旁边的大宅，听说以前是台大海洋馆，原批给职员们住，前些日子发生大火，差点烧毁了殷海光故居。

 

走进殷家，先经后院，才至前门。院子里挖了一排河川小景，还有个泥铸泡汤池。树非常高，潺潺的水流已无生气，幽暗且深沉。殷海光的学生——原居者梁荣茂教授带着我们，包括当年殷海光的弟子，一间间参观屋宅。

 

殷先生生前不求名，也不怕向人借贷。台大不聘他、不给他薪水时，他还想做个小生意。

 

那时国民党特工天天去巷口站岗，他在池子里泡完汤，刚好精神抖擞，索性叫骂一番。国民党控制的教育部门一方面逼着台大不给他开课，一方面又拿着聘书叫他当顾问，等于给他发放权威体制的赡养费。按汪幸福著的《殷海光传》中的记载，殷先生认为此乃“包藏祸心”，他把顾问聘书往外一扔，叫送聘书的老党工滚蛋。

 

我不是殷海光的弟子。殷先生去世那年我才11岁，直到12岁时，我才第一次阅读他的弟子何秀煌写的《零与一之间》。人们说殷海光脾气怪，小时调皮不好好念书，辍学之后当店员，受老板娘欺负，他趁着老板娘与账房楼上偷情时反锁房门抓奸复仇。我的老友李敖则说他喜喝英国下午茶，没书教时想做生意却非赚钱的料，只能靠太太做裁缝贴补。即使叙述他人无遮无掩的李敖，也永远记得给殷海光一个没人能抢的位子——五四后，中国最后一位知识分子。

 

殷海光在台没书教，国外研究机构请他，却被蒋介石禁足，海耶克学术会来台也不派他参加。他曾自我调侃：“我成了笼中鸟。”“我已成众矢之的，门可罗雀算了不说，我偶然上街，任何地方的人一听见‘殷海光’三字，就像瘟神到了，避之不及。所以相对于我而言，台湾已成‘绝地’，无法谋生……先如坐围城，且无地容身，实际的低度生活也日渐困窘。”

 

人们可能不知道，殷海光死的时候极其潦倒。比如要不要接受弟子的接济、该不该打点滴、住一等还是二等病房。哲人走了，舍不下的是他浪涛中抓不住的社会，缠绕他的是穷困的窘境。

 

殷先生走之前，见弟子们时说：“这次不行了。”众人静默不语。过了一阵子，他又开口：“我并不怕死，只是觉得责任未了。我自己很清楚，我的学问算不了什么，但我有超越时代的头脑与宝贵的经验。”

 

20世纪50年代来台的最后一批知识分子，看着自己家渐散人将亡，在隐居的孤岛上喊“想挽回时代的良知”，这何其难！1958年，殷海光又被软禁了11年后，生命终于走到了尽头。殷夫人记载，他死前瘦得皮包骨，有天帮他洗澡，看着他的肉皮，真想痛哭一场：“像这样的身体，别人早就倒了，你怎么还能站起来走到浴室淋浴？”

 

1969年9月16日下午4点，殷海光先生失去知觉，5点45分去世，享年50岁。

 

殷先生死前，曾说他责任未了，看着时局，死不瞑目，他死的时候眼真没合上。后来他的家人经多方奔走，才一个一个远离台湾，夫人在美“当过佣人、大厨，每天在餐馆工作14个小时”。殷夫人曾在《殷海光全集》的序言中，向这个他们付出甚多的社会问道：“我们的不幸及牺牲值得吗？”

 

身为后代的中国人，我没有勇气回答，你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