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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电视台春晚小品《取钱》中，因为电话诈骗的骗子使用河南方言，被“西安一河南籍律师”起诉“地域歧视”和“侵犯河南人名誉权”，在媒体帮忙炒作下，引起了一场不大不小的波澜。

北京电视台的春晚，绝对不会像律师所说的能够伤害到一亿河南人，在河南选择看北京台春晚的人并不多，除了央视，河南还有自己省级卫视的春晚可看。小品《取钱》的编剧魏新是山东曹县人，他早在1月31日就发了一条道歉和澄清微博，称自己的山东曹县人，因为与河南相邻，方言与河南话很接近，骗子的话是他本人的录音。这条微博被他置顶，但是直到被律师起诉，转发和评论也不过一两千而已。

起诉郭冬临的律师张华山，据说是“祖籍河南孟津，住西安市碑林区，工作单位在雁塔区”，面对媒体，他也没说自己是河南人，只是“祖籍河南”而已。他名字中有“华山”二字，很有可能是他的父亲或祖父，从河南迁徙到了西安，和华山有一段故事。最早配合律师炒作的，也是西安本地的媒体。

这是相当耐人寻味的一场戏：一位西安律师，在西安的媒体上，指责在北京电视台上一位山东编剧的作品，说他们伤害了河南人。这是围绕河南人的一场戏，河南人在其中并未扮演什么角色，连个配角都没有。整个过程中，河南人一直都是被虚构的地位，如果说河南人“躺枪”，也是指这个意义上的：连“我们被歧视”，也都是你们“发现”，并且由你们说了算。

西安那位敏感的律师，他日常生活中可能很少说河南话，但是却从小品中骗子在讲河南话中嗅到了“案情”，西安的媒体从中看到了新闻。最深刻的歧视恰恰就在这个地方，“歧视”本身已经被升华为一种可以开发的资源。这反映了很多人的一种共识：歧视河南人作为一种现象是客观存在的，是可以利用的。律师聪明地提出“向每个河南人赔一块钱”的诉求，他肯定知道这种诉求不可能得到法律的支持，但是却可以在“一亿河南人”那里再次制造出一个话题。

“歧视河南人”不是什么新话题，这次的新意在于把所谓的歧视同河南方言结合在了一起。编剧魏新的解释值得信赖，他的老家在山东曹县，语言和河南方言非常接近。他是听豫剧长大的，在曹县，也有人唱豫剧。要录一个骗子的声音，临时又找不到人，于是他就自己上阵了。这让人想起不久前“大象公会”的一篇文章：山东、江苏、安徽与河南四省交界的那一大片区域，其实是中国地域歧视的重灾区。那里的方言，在外地人听起来，就是河南话。

其实问题并不在于他在当时是否就意识到，自己的方言是否会伤害到河南人，而是在他的潜意识中，骗子就应该是讲方言的。他微博中不少山东人留言质问他：难道说骗子讲山东方言就没有问题吗？这种质疑是很有道理的。不管是导演、编剧和演员，都认为骗子讲方言是应该的，区别只是在于应该讲哪里的方言的问题。现实中往往相反，在电话诈骗中，即使是福建和广东的骗子，也都努力想把普通话说好，虽然一不小心口音就暴露出来，但是他们努力的样子，在让人发笑的同时，也让人感知到，他们对代表“祖国”的普通话，其实是非常崇拜的。

在这一点上，小品的导演、编剧与电信诈骗从业者达成了一致：普通话是权威的、高贵的、正经的，而方言则是可疑的、低贱的、搞笑的。这一次引起争议的是北京卫视的春晚，其实在央视春晚中，对方言的嘲讽与规训更严重。长期以来，东北话小品一直是央视的重点节目（和这档节目在东北超高收视率相般配），赵本山、潘长江等人长期的表演，甚至给人以东北都很幽默的印象。幽默（搞笑）当然是正向价值，但本质上仍然低普通话一等。最近几年，冯巩似乎每一次都要用“胡建（福建）人”这个梗，讽刺福建人不能很好地发出那几个普通话中的音节。

对一个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来说，某种规范的国语是非常必要的。上世纪20年代初，赵元任在哈佛任教时，就给商务印书馆录制了国语唱片。抗战爆发，他从南京向西南转移的时候，路经广西，有地方长官在为他提供帮助的同时，还向他表示，正在跟着他的唱片学习国语呢。但是在国民党统治时代，要强势推广“国语”并不现实，不要说方言，各地的军阀势力都还强大。真正强势推广“普通话”，是在1955年后才开始，这是一个相当庞大而有力的系统，涉及到教育、文学与影视各个领域。

正是在这个过程中，方言成为了“普通话”之外的“特别话”，当然，每个地方的方言的命运稍有不同。广东话与上海话，因为和普通话的差别巨大，这两个地区在政治和经济的影响力又非常强大，成为可以与普通话相抗衡的力量。在广州地铁，报站采用粤语和普通话并行的办法，而在上海，说本地话也是某种身份的象征。尤其是80年代以来，影视业日渐发达，广东由于和香港文化的接近，甚至让粤语成为了高于普通话，成为更时尚的语言。

很明显，河南话在普通话取得霸权的过程中，是不幸的那一个。路遥在《平凡的世界》中敏锐地注意到了河南人的处境：“河南人是中国的吉普赛人，全国任何地方都可以看见这些不择生活条件的劳动者。试想，如果出国就像出省一样容易的话，那么全世界也会到处遍布河南人的足迹。”路遥注意到河南人最大的特点，除了贫穷和坚韧，就是“在大地上流浪”。这和河南的地理位置有关。地处中心（可以向四处流散）；近代以来多灾多难（战争，自然灾害，逃荒）；平原，铁路交通发达（让离散变得容易），这一切，都让河南人成为中国最容易流动的群体。

在这种局面下，河南话就成为了一个问题。它很容易听懂，但又和普通话有很大的区别；它很常见，但是又没有优势可言（相对于粤语和上海话），如果路遥的观察是对的，河南话就意味着贫穷。普通话最早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唐代的“中原官话”，现在的河南话和那时的中原官话当然有区别也有传承关系，但是作为一种最终被历史淘汰的官话，河南话却注定尴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