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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小学的时候，也许更早，上幼儿园的时候，我就很向往有一个乡下。那时候，刚刚放暑假，玩得最要好的某个小朋友就不见了。今天找不到，明天也找不到，后天跑去问他漂亮的姐姐，她说他跟着奶奶一起去了乡下……暑假快结束了，那个小朋友晒得黑乎乎地回来了，从裤袋里摸出在河滩上捡的一大把圆溜溜的小鹅卵石。可以想象，整个夏天他玩得有多么痛快。他讲他如何在打谷场上疯跑，在烂泥沟里游水，从土砖垒起的墙头爬到别人家院子里的石榴树上又滑下来……还有，他讲起巨大的柴火灶，辗轧转动的汲水辘轳，深不见底的水井，躲在阴凉里的黄牛，以及一切让人神往的在弄堂里简直不能想象的奇异的人和事……所以我就抱怨我家竟然没什么亲戚，尤其是没有乡下的亲戚。

 

许多年后我才知道，事情其实不是这样—然而当初，我的确没有那种幸运，可以让一个亲戚带着我离开家，离开弄堂，离开上海这座城市，到乡下去。这种怨愤鼓励着我离家的冲动，几乎让我忘记了在我更小的时候、更不懂事的时候，曾经有过的离家的教训。

 

然而那其实是忘不了的。上个世纪60年代初的某一天上午，天气晴好，我母亲抱起我往弄堂外面走。大概是直觉到大事不妙，我哭闹起来，扭动不已，弄得只好换成我父亲抱着我继续走，上三轮车，来到了一个幼儿园门前。我哭闹得更凶，拒绝被关进这个不是家的陌生地方。可是就像落后就会挨打，弱小也只能就范—我被强行带到了幼儿园的一片草坪，注意力慢慢转移，去看许多小朋友正在追逐的一个明亮的光斑，它徐疾跳动，掌握于幼儿园阿姨手中的一面小圆镜……当我从这个游戏中回过神来时，我的父母早已离去，我被留在了一座我以前从未到过的大房子里。隐隐的不安全感，反而让我不敢哭闹了。这是第一天。后来我在幼儿园的大房子里度过了很多日子。奇怪的是，那个地方从来没有让我感到熟悉、习惯，更不用说亲切和喜爱了。痛苦的是，许多个周末，其他小朋友被他们的父母接回家去，而我仍孤零零地留在幼儿园的教室里。那些政治运动使得我父母无暇顾及我—他们总是要去我所向往的乡下。月光透过窗户照在上海福利会幼儿园教室镶拼的地板上，那一幅白而清寒的画面成了我能记起的我住家以外之居所的第一个画面。

 

也许，在我没有想起我头一回离家住在别处不好玩的时候，我有去乡下的冲动，向往有一个乡下的愿望还比较单纯；在我忘不了我头一回离家住在别处不好玩的时候，我有去乡下的冲动，在向往有一个乡下的愿望里，就有一种补偿和修复的意识，或许仅仅是潜意识吧。后来，我的确有了一个乡下：我把自己的大部分藏书装进300多个纸板箱，用一辆载重5吨的卡车运到了离上海不远的一个水乡的一套房子里，经常跑到那儿去住一段。可是那儿并非我小时候想象的乡下，也早已不是实际的乡下了。好玩不好玩不再重要，重要的是，这个乡下很快就被围进了一座新城。即使在当地土生土长的小孩，也再不会有一个将自己晒得黑乎乎的暑假了；从他们的口袋里掏出的，一定不会是一把河滩地上的小鹅卵石，而会是一部手机，手机里五花八门的电子游戏，给予他们的是别的向往、别的冲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