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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问题是在昨晚出现的，起因是一档综艺——《导演请指教》。青年导演王一淳竞赛短片《阿基米德的晚餐》播映结束以后，作为制片人评审的陈祉希表达了自己的观影感受，说这个短片缺少积极正面的内容，不够正能量，她不是太喜欢。当然，高情商的制片人在听过其他影评人的观点之后很快就对自己的评论做出了解释。但从这样一个事件当中，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浮了出来，作为一个业界相当知名，甚至成功的市场向制片人，陈祉希的观点势必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和说明力。那么，我们是不是像她说的那样需要正能量呢？更进一步的，电影是不是需要如她所认为的那样向观众输送正能量呢？

 

我试着来聊聊。

 

第一个问题的答案当然是肯定的，尤其是在当下这个状况——肆虐两年的疫情似乎依然没有明显的终结征兆，我们仍旧需要谨小慎微地继续我们的日常生活。可能我们真的前所未有的需要从时间的每个角落获取正能量。对于绝大多数普通人也许尤其如此。

 

然后，让我们把目光放到那个“更进一步的”第二个问题。

 

《阿基米德的晚餐》这个短片可以在视频平台上找到，看完之后我们其实可以很容易发现——它还是挺正能量的。虽然整个短片的大部分时间都充满着人与人，或者说阶级与阶级之间的满满恶意，但最末的时候，温峥嵘饰演的保姆仍然被孩子的天真烂漫所感化，终归把人性恶的一面撕下来，当着所有观众的面连同那张粘满蟑螂的纸板一起扔进了垃圾桶。短片本身很好，张力十足，当然也确实像王晶说的那样，有非常浓郁的西班牙悬疑片气息。至少站在我的角度，这部短片并不阴暗，或者讲它的阴暗类似分娩时的产道，最终还是把人的定位引向了光明。这就是满满的正能量啊。

 

但通过陈祉希的一通解释，我似乎感觉到她所描述的“正能量”更像是我们在日常资讯里看到的各种“英雄式”的新闻，当然也包括以往院线热门的各种“主旋律”电影（当然，我并不想评价那些电影）。这种感觉一下打到我了。脑子里第一时间就亮起了一句话，“不，我不太需要这样的正能量”。接下来就谈谈为什么。

 

首先，这样的“正能量”太直给了，会非常容易造成一种“疲劳”。这种疲劳不光是对正能量的，还会波及到具体体现正能量的行为，甚至是与之对应人和社会现象。很简单的例子，在疫情爆发初期网络上对于支援疫区的医护人员的反应不可谓不大。可就在最近的疫情局部返潮中，依然有各地的医护人员被派往疫情集中区域支援，但是事件的关注度呢？再比如，我国的消防、警务人员一直都是高危群体，随着移动互联网的普及，我们能够越来越多的在网上看到各种媒体和路人提供的相关人员牺牲的信息。用消防员作为例子，我印象最深的一次应该是上海某高层住宅的扑救过程中两名消防战士被爆炸气流冲出窗外，网上至今都能找到当时围观群众拍摄的视频，感人至深，那种冲击力甚至远不是电影可以比拟的。但关注较近的相关新闻呢，不久前安徽一位消防战士为了抢救一名轻生女子，结果两人双双坠楼，消防战士在送往医院的路上不治。很多平台的新闻下都出现了不计其数谴责轻生女子的评论，甚至不乏谩骂。这同我前面说的“疲劳”有关系吗？我们甚至可能都忘了，抑或干脆没留意过多次出现在新闻上的医护人员由于疫情原因受到不公正待遇的报道。当我们看过太多的英雄，太多的正能量，往往就会把这种身份、现象标签化，一旦形成了这样的“标签化”，它在我们的日常认识里很可能就仅仅变成了一个标签。于是当我们面对具体的一个人、一件事，我们依然会顺理成章地执行固有的偏见，甚至是借着标签，对“英雄”的对立面施以加倍的偏见。这是我们想要的吗？显然不是。

 

其次，让我们回过头来想想电影的功能。电影最初的出现，其目的只是在于记录，不管是《工厂大门》还是《定军山》。我们如今可以从《工厂大门》反思出很多很多内容，这一点无可辩驳。但这种反思，以及反思的成果，可以说是完全建立在我们的文化发展的基础上的，也可以说是文化赋予了电影以电影内容之外的内涵。所以我们完全可以认为，电影同其他的各种艺术形式一样，作品本身的创作意图只与创作者自身有关，而关于作品的解读，就应该是创作结束以后交由观众执行的。内部的空间在哪儿、有多大，这应该取决于观众自身的经验和理解力。我们可以说《暴裂无声》、《烈日灼心》这样的电影不正能量吗？当然《烈日灼心》的结局是经过调整的，但我们同样不能说它的原著小说《太阳黑子》不正能量啊，我甚至觉得小说要比电影更好，蕴含的张力更大，更能够引起读者对于人性的反思和对自身的内省。电影最原本的记录功能，加之电影艺术和技术的发展赋予它的建构和叙事功能，结合起来其实就变成了一种对于制作者的“忠实”要求——忠实于故事本身。那我们能够把所有的故事都限定在“正能量”这个范围之内吗？Emmm……也许真的可能，唉……

 

基于以上两点，我们再好好想想，真的能够要求电影提供给我们直直的正能量吗？我相信库布里克会说不（如果他还能说话），克里斯托弗·诺兰也会说不，库斯图里卡会说不，塔可夫斯基会说不，希区柯克一定会说不，曹保平会说不，娄烨也当然会说不，甚至张艺谋、陈凯歌一样都会说不。我们需要电影，需要电影提供给我们娱乐，可我们需要的仅仅是娱乐吗？仅仅是带着一副身体进影院，然后在检票的时候连同脑子一起放进收纳票根的箱子里，用眼睛看完一场电影，再领回自己的脑子没心没肺地回家去？换个问法，直给的正能量真的可以拯救所有人于水火的煎熬吗？能让那些身处绝境的人看到生活里透出的希望吗？能让那些肆意谩骂的人停下敲击键盘的手指和唾沫横飞的嘴，从电脑桌下的犄角旮旯里捡起来尘封的脑子重新体会一下思考的感觉吗？能让电影脱离这个时代，在下一个世代继续成为艺术品吗？

 

我们到底需要什么？需要那个战无不胜的超人、或者是美国队长，还是小丑、灭霸？需要赵小楼，还是程蝶衣？需要满桌现成的菜饭，还是感受不再有生命食材变成饭时的过程？需要完美世界，还是通向那个世界的路上付出的抗争？借用之前陈佩斯在参加《圆桌派》时候说过的话，大意是逗笑有很多方式，可以是由演员直接上来给你挠痒痒，也可以是让观众在看完之后会心一笑。作为演员，出于自身对表演的尊严和格局的要求，当然更应该选择后者。作为观众，即使没有对于概念的明确区分，但也可以在看完之后通过过瘾和不过瘾的判断来形成对于戏剧成功与否的认识。从两种对立的身份出发，我们都可以发现，其实我们需要的是思考。在这个层面上，我们也同样可以这样去理解观众对于电影“娱乐性”的要求——思考的程度。那我们对于正能量的要求不是同一个道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