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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京打拼的异乡女生的故事，让身处北京的我们深有共鸣。”去年在朋友圈被很多人安利，当时想着，一定要留着在实习通勤的地铁上看，结果忙完保研的事儿就忘了，实习不在大厂，也不用挤地铁，但不论如何光冲着这个剧名和简介它肯定也会在我待看片单的前列。为了体验戴着新买的隔音很好的蓝牙耳机追剧的感觉，也为了充分发挥食堂挡板的作用，论文初稿交完后终于随手点开了这部在网盘里躺了几周的剧。

压抑、想逃离北京的地方当然有。我觉得如果我留在北京且不搞学术的话，大概会跟乔夕辰差不多吧，在大厂打工，敢拼敢闯，遇事自己忍着，坚强迎战，单纯而勤奋，但又如何呢？领着一两万的工资，独自租住于偏远地段一室一厅的房子，每天三四个小时的通勤时间，地铁挤得手机都掏不出（这个确实体会过一次，实习下班去看话剧所以赶上了一次地铁晚高峰），熬夜加班后打车不放心，下车怕被尾随，到家后还要防着小偷。单靠自己不论如何也攒不下买房的钱，父母也没办法接济太多，又不想依靠男人，那是不是要么像许言一样回家乡，要么在帝都寄人篱下、租一辈子的房？为啥非得在北京呢？受邀参加天安门阅兵式的官员、本专业学术界首屈一指的专家都住着上世纪装修风格的小破房，留京二十年、年薪三百万育有两个孩子的夫妇在这儿也体会不到家的感觉，看病随便做个小检查都要排到两个月后。我永远没法忘记大二上学期出去修手表时在鳞次栉比的写字楼和琳琅满目的商品前那种渺小的感觉，周围的人兴致盎然地挑选服饰，我则背着肮脏的双肩包顶着满课的压力蓬头垢面独自行走在楼宇之间，当时确乎是被这样一种强烈的感觉攫住：“北京是属于他们的，我什么也没有”。呆的时间越长，也愈发体会到北京资源虽好，但当我不能拥有它们的时候，又有什么意义呢？随随便便一个冰场的教练都是国家级运动员，高质量的话剧舞剧音乐剧永无间歇，电影资料馆展演着别处难以见到的影史经典，音乐节、环球影城、奥运会……但对没钱也没闲的打工人来说，这些也不过是偶尔的幻梦罢了。幼儿园家教几乎没有低于百元一小时的，孩子各种培训每周数千元习以为常，各种剧只敢抢最低价位的票，2D电影票价随随便便七八十元加，不如等下线后找盗版资源。记得乔夕辰说，每天晚上加班、周末加班，在公司时间比在家还长，回家只想躺着，每年也就一两周的假期回家与亲人团聚。被工作挤满的日子又有何生活可言呢？何况，这样的工作难道是我理想的样子吗？整天想着怎么把咖啡卖好，促销、推广、做方案，虚情假意地跟人打交道，算钱搞钱数钱花钱，没了，还可能猝不及防地被裁掉。哪怕是纪南嘉那样自己创业，也无非是在发挥一种工具的作用。简亦繁说“北京能让才华横溢的人功成名就，也能让平凡却努力的人小富即安”，但不论是功成名就还是小富即安，代价可能是你身而为人的全部，你的良知、敏感、纯真、热忱，你的身心自由。当然，不仅在北京是这样，但高压内卷的北京可能会将这样的人生得失放大，再功成名就的一生最后也沦为了“我们一起赚钱”的游戏。

即便从小就很鄙视恶俗的资本，誓不与其同流合污，但不知道为什么，看完这部剧之后我好像动摇了，特别想去大厂体验一下，甚至觉得乔夕辰这样租个远点但装修清新的房子也不错，有可以完全信任的挚友相互照应，也有帅气、克制、体贴、专情又有能力的上司男朋友相守护。可能因为我不懂得享受自由并主动承担自由的责任吧，感觉这个社会中大部分人也差不多如此，当拥有自由时却懒于主动思考和行动，只等着被新的东西填充、等着被安排，以掩盖任务空缺时被惰性霸占身心、又不想挣脱出来的自责。于是当ddl密集不间断时反倒能从完成一个又一个任务中体会到相应的欢愉，就像正弦函数，纵有低谷，但也有密集的高峰能支撑着我们继续匆匆忙忙奔跑，并安慰自己说：瞧，我也拥有过很多幸福。而一旦这样的任务循环被打破，当我们终于获得生活的自治权（比如悠闲的寒暑假和无课的大四），却变得焦虑起来，因为长期以来人们只给我们布置任务、设置诱饵，而没有人教过我们应该如何掌控自由。我们如同笼中释放出来的困兽，只知道嘶吼和四处乱撞，不知要去往何方，于是我们便等待着下一个囚笼，让我们安心生长。冬奥志愿、实习、游戏、追剧等等都能起到“笼子”的作用，同样是禁锢和填充，前两者看起来高端得多，会让生活显得丰富和有意义许多。最近一段时间愈发体会到，我害怕面对自由，因为没办法靠自己打点好生活，完全不能按照自己设想的轨迹度过每一天，哪怕远离电子设备也无法沉浸于当下，每天都莫名地在跟自己拉扯，因为闲，所以有了思考的机会和余地，于是时常陷入焦虑的反刍中，对当下不满、悔恨过去的选择、因未来不见改变的可能而颓丧，反倒误了正事。而资本家不会给我们反思生活的时间吧，前方悬挂着升职加薪的诱饵，后方裁员的利刃紧逼，只好快马扬鞭、奋力疾驱，“just do it”，然后呢？匆匆忙忙跑完一生，什么也没留下。

虽说学术圈也不那么轻松和单纯，但至少为思想和心灵的自由创造了更大的空间，然而我不确定自己是否有足够的勇气和毅力去迎接、发展和坚守这份自由，毕竟研究的东西好像只有圈内人懂，仿佛我们是时代的弃儿，苦行僧似的要坚守心中的道义。我们几经挣扎缓缓睁开眼，然后踉踉跄跄地起身，要呼唤铁笼里沉睡的人们，然而得到的回应可能只是几声梦中的嗤笑，和劝我们一同回去做梦的呓语。我这辈子都不会忘记，在大三的翻译课上，整天带我们背国家领导人讲话的老师很不屑地说：“文学？文学有什么用？离大家的生活太远了。”这是我本科四年听过的最悲哀的话，唯一庆幸的是这位老师不是我校编制人员，只是临时外聘过来带课的，然而他所在的学校也是本专业国内顶尖高校。我并不是针对他，他说的好像没有错，甚至我自己内心也越来越有类似的想法冒出，我真的不知道，面对那些“过时而艰深无趣”的文本，我又能坚持多久。很可能在两年之内便会宁可放弃自由（逃避自由的责任）而去投奔资本家们的金钱工厂，尤其是当我看到所研究领域的许多专家学者写的东西也跟本科生区别不大时，就觉得，同样是放弃思想的自由，那还不如换个地方水更多钱，至少物质上能获得更多享受。顺着这一思路，便会懊悔，既然都是搞钱，早知道高考填志愿换个专业，选计算机或者金融经管它不香吗？干嘛搁这儿学鸟语？语言之外我们好像并不具有什么专长，只能去做谁都能做的那种通用岗位（比如乔夕辰那样的市场部专员），可替代性强，钱也少，更何况当语言沦为纯粹的应用工具时，我们又比某些外国语大学的口译人才少卷了很多年。高考低了一两百分的都可能混得比我好，就连实习岗位上那些懂数据和代码的工资都是我们的三四倍……这样一想，连学好应用语言的动力也无了，首鼠两端，最后一场空。这样的焦虑在未来三年道路被定下来之后突然发酵，毕竟改变的可能性也更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