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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21年的《引见》中，洪常秀刻画了一种迷离梦幻的人物关系：父亲在影片中睡去，儿子却在睡梦中醒来，二人的视点随即合二为一，面对着发生的同样事件，暗暗具有了两种不同的心态。在人物的思路混合却又有所区分的状态下，观众在冥冥中被赋予了某种将事件和情感解构为几种不同意义的能力。

法国哲学家吉尔·德勒兹在其著名的著作《差异与重复》中认为事物的真实状态是“三位一体”式的，即它们是抽象总体上的统一体，但根据具体观察和判断角度的取舍不同，它们又会呈现出不断变化演进的差别；不存在绝对的差异，综合同时又裂变的薛定谔态才是事物的本质，这也正是“重复”与“差异”的真正涵义所在。

在过往的很多作品中，洪常秀一直在巧妙地利用“重复”和“差异”之间的微妙联系来构筑作品的内核。比如在《北村方向》中，同样主题的事件一直以无缝衔接的方式一遍遍循环发生，但每一次重现银幕都会产生微小细节走向上的区别，最终引导了人物的内在情感走向，这样的构思堪称是德勒兹《差异与重复》思想的标准大银幕诠释。在《这时对，那时错》中，影片上下两个部分的结构几乎完全相同，但人物在交谈中语气和用词的细微变化，决定了故事两个相反的结局，这同样也是“差异与重复”观念的有趣应用。《在异国》的剧作结构几乎是在明示重复和差异两条内在主线：伊莎贝尔·于佩尔扮演的三个不同法国女性分别来到同一片海滩，住同一间民宿，遇到同一位海滩救生员，相同与不同在三个片段中交织在一起，形成了带着上帝视角的荒诞重现效果。

我们并不知道洪常秀是否真的读过《差异与重复》，但他确实是最热衷于用各种手段去变形呈现“差异与重复”关系的当代电影人。当我们以此去审视《引见》的时候，会发现他意图锻造的是另一种崭新的“差异与重复”的结构：在其中父亲和儿子虽然肉身分离，但却通过导演设定的一场梦境合二为一，在同体中经历相同的事件的同时，却又如神形分离的两个灵魂不断给出截然相反的暗示，形成了洪常秀电影中从未有过的惊人重叠又分裂的薛定谔态效果。而当我们顺着这样的思路审视《小说家的电影》，会发现它不但延续了《引见》中“一体两面”的设置，而且又有了相异的结构：它不再是重合中反复分裂又回归的过程，而变成了本体与分身相遇融合而逐渐主次交换最终被后者取代的此消彼长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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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小说家的电影》的开头，女作家在书店、公园和登高望远的瞭望塔之间徘徊，遇到了书店店主、店员、电影导演和妻子、诗人等各种人物。她似乎和所有人都若即若离心存芥蒂，交谈经常是言语不合怨气丛生，直到她在望远镜中远远看到了在公园中散步的女演员，这样的负面情绪被突然扭转过来。通过电影导演的介绍，她和女演员相识，二人都看过对方的作品，立刻表现出不同寻常的互相欣赏。

一个颇值得玩味的有趣设置是，影片前半段中出现的次要角色都既认识女作家又认识女演员，只有两位主角在这同一天的一连串偶遇中，在庸众来来往往消失又出现的重复之中，终于瞥见了对方遥远的存在，并毫无障碍地沉入到对对方的崇拜欣羡之中——在一片“你好我好”的唯唯诺诺中，只有女作家站出来激烈谴责电影导演对于女演员的虚伪说教，使后者无地自容之余灰溜溜走开；在书店的聚会中，她们俩人用毫不遮掩的溢美之词互相赞颂，视其他人如无物；而她们二人像命中注定一样，决定要在一起创作一部电影短片。

影片中有个看上去实验色彩浓厚又意味深长的细节：女作家和女演员在饭馆中边吃饭边交谈，前者向后者倾诉文学创作中的困惑与瓶颈。这时窗外忽然来了个小女孩隔着玻璃紧紧盯住女演员。在瞬时间，影片中多出的这个视角和女作家专注的讲述构成了有趣的呼应关系，它们都指向了正在倾听的女演员，好似一个审视的两个不同侧面：在倾诉过程中，“眼睛”却在凝神关注对方的一点一滴反应。接下来人物的动作走向更是诡异，女演员起身走到店外和小女孩交谈，在同一个画框的前景，仍坐在桌前的女作家却拿起女演员的勺子从她的碗中舀出一勺食物放进嘴里，而此时女演员却带着小女孩离去。在无形中，人物之间产生了一种奇妙的交换，女演员和观察她的视点一起离去，但这个视点的另一面“倾诉”，却无声地“吞”下了女演员遗留在桌旁的“一个部分”。两个形象借由前后景分离却又在同框中视点交换和“互噬”的意念而完成了一次神奇的“融合”过程。它为她们的“同体演化”添上了匪夷所思的冷峻一笔。

影片直接跳过了短片的拍摄过程，而快进到了电影制作完毕在一间小影院的放映。这是女作家为女演员安排的一人专场：银幕上出现的是女演员捧着花束在花园中神游的画面，它美好、动情、愉悦；当我们意识到这是女演员在观看自己时，一股隐含着的自怜自艾情绪也悄悄流淌出来，特别是这部本是黑白影像的电影，只有这段戏中戏时刻才突然有了鲜艳的色彩。有意思的是，在短片放映的过程中，女作家来到了影院的顶楼露台，化作了在远处背向观众吸烟的身影；而女演员走出放映厅孑然一身，并没有和女作家汇合，影片随着这充满自恋情结短片的放映结束嘎然而止。

回溯整部影片，我们会发现它起始于对女作家不融于周遭环境的强烈个性描绘；但当她遇到女演员后，却好像陷入了某种“爱情”，在赞赏与被赞赏的热情中，形象逐渐模糊消退下去；而女演员则由在望远镜中一个微小划过的身影，被逐渐放大为情感细腻入微而魅力无限的银幕形象，当她从银幕上走下来的时候，女作家已经几乎隐身而去，被后者取代。女演员成为戏里戏外的真正主角。

这种在剧情内容上主角地位的转换迁移构成了《小说家的电影》具有魔幻魅力的表象。但当我们仔细回味影片中二位主角从第一刻相识起就被渲染放大到极致的古怪相互崇拜，它更像是在愤世嫉俗又百无聊赖中的沉郁自我，猛然发现了自己光彩照人的另一面，而沉入到对于后者毫无节制的幻想之中。似乎肯定与自我肯定都已经不能满足它对另一半的热情，只有把它拍成一部电影让其形象在银幕上永存，才能满足如是对自身愿望的美好“意淫”。于是，《引见》中父子二人尽管合为一体但又互相疏离敌视所造成的矛盾分裂，在《小说家的电影》中转化为了两个自我之间的过度爱怜；“差异”之间的互相怀疑与漠视化作了身份重叠之后的某种无度升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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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常秀影片的魅力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对日常状态下人物“情绪异动”的瞬间把握。在某些时刻，这样的异动会带来突兀的氛围转换，让观众猛然察觉到在人物表层寒暄甚至是“废话”的背后，隐藏着的另一层不为人知的潜层思路——如本片中女作家面对导演几次毫无征兆的突然情绪爆发式谴责；而在另一些时刻，它则焕发出某种直接来自于导演内心的情感悸动，比如当女演员沉入影院的黑暗中，看着自己的脸庞变为绚丽的彩色出现在银幕之上时，刹那间观众意识到她好似在阅读一封银幕情书，而它被嵌套在《小说家的电影》这样一封架构更“宏观”的情书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