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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1: 关于女性与母亲的议题

相比「掮客」这个陌生的中文词汇，

我们可能更容易理解影片的英文名 Broker —— 中介。

就像房屋中介和贷款中介一样，

影片把交易的对象换成了婴儿。

我会有意识地避免使用「人口贩子」这个词，

是因为影片中的一切人物设定和剧情发展，

都在讲述故事中的婴儿中介与人口贩子的不同。

（以下内容涉及剧透）

如果简要概括一下剧情，

整部影片看起来就像是一场，

乌托邦社会才会发生的犯罪。

故事里每个在法律意义上的「罪犯」

既不是为了伤害别人，

也不是为了掠夺金钱，

而是为了成全别人获得更好的生活。

未婚少女素英为了让孩子不被抢走而杀死了孩子的生父。

东秀（东洙）为了让弃婴不在孤儿院里长大而成为婴儿中介。

尚贤（相铉）为了让交易可以顺利进行而惹上了杀人的官司。

故事里的执法者更加温情，

在不断自我质疑的同时，

还为犯罪者安排好自首的后路，

以及未来融入社会与孩子相聚的机会。

这里的犯罪者们没有恶意，

这里的执法者们充满同理心。

每个人都试图理解身边的人，即便是在谎言之下。

影片从一个雨夜开始，

在一个明媚的夏日结束。

过程中充满了是枝裕和式的「电影时刻」。

太阳雨下的道歉，

人物关系自然地靠近。

洗车房里孩子的闹剧，

不是一家人却胜似一家人的欢乐时光。

为期三天的公路旅行，

逐渐明朗的结局，

人物之间的相互救赎。

片中我非常喜欢的一场戏，

是素英答应对每个人说感谢的话，

东秀（东洙）要求一定要关上灯。

在黑暗中说话的素英，

不再仅仅是羽星的妈妈，

而是成为了所有人的母亲。

代替了东秀和海进的妈妈，

甚至是相铉的妈妈，

感谢每一个人的出生。

这也是是枝裕和的电影

从《海街日记》、《小偷家族》到《掮客》一直以来的主题。

当社会和家庭的出身不够完美的时候，我们该如何自我疗愈。

Part 2: 从 Baby Box 到孤儿院的争议

电影的开篇，雨夜中的灯塔——

教会设立的 Baby Box 吸引了我。

是枝裕和在采访中提到，

像这样的 Baby Box 在日本只在熊本有一个，

当他听说在韩国有三个的时候，

就有了去韩国拍摄电影的想法。

不过调查之后发现，

在韩国真正运作的，

目前也只剩下一个，

和日本的情况差不多。

于是，我在网络上检索了一下各国 Baby Box 的情况。

德国是世界上第一个设立婴儿箱的国家，

韩国朱萨朗社区教会 Jusarang Community Church 的牧师 Lee Jong-rak

听说捷克共和国有一个用于寄放婴儿的婴儿箱，

于是，2009年他率先在韩国设立了 Baby Box。

导演是枝裕和在调查中发现，

韩国婴儿箱接收婴儿的数量是日本的十倍。

在日本，自2007年5月服务开始以来的15年里，

西南城市熊本天主教经营的Jikei医院的婴儿箱里，

共有161名婴儿被留在了日本唯一的婴儿箱里。

在韩国，自2009年12月

Jusarang 社区教会牧师Lee Jong-rak

设立婴儿箱以来的12年里，

已有1,990多名婴儿被放置在箱子里。

（来源：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Baby Box http://www.iabb.info/english/germany1/）

世界各地的婴儿箱，多是由医院和教会安置的。

在电影中也呈现了人们对于「婴儿箱」的争议。

设立之初肯定是为了拯救生命，

但是建立之后也被很多人诟病，

这为母亲丢弃孩子提供了机会。

影片中也特意给出了详细的数据，

比如只有1/40的母亲回来接孩子，

有些就算留了联系方式也不回复。

在孤儿院里长大的孩子，

要面临 6 岁之后就很难被领养的现实。

出身孤儿院的红人东秀（东洙）

被要求不要回到孤儿院，

因为孩子们都觉得他是传说，

不希望看到他回到孤儿院工作。

仿佛意味着，这里的孩子，

会一辈子留在孤儿院里。

是枝裕和在采访中提到，

故事中的警察某种程度上代表了公众的质疑。

比如影片的第一句台词，

女警官秀珍说：“如果不打算养，就不要生下来。”

影片也借助素英的自嘲，

陈述了媒体对此类事件的报道方式：

“釜山卖淫少女文某，

杀害一男子后逃逸，

把孩子遗弃在婴儿箱。”

正如素英在影片中控诉的

为什么没有人责备父亲呢？

在这里形成鲜明对比的是，

男性在发生关系和使女性怀孕的过程中的绝对主导权。

以及在发现女性怀孕后又快速地消失和拒绝承担责任。

素英作为卖淫少女，

本身就是一种被动的状态生存在社会的边缘，

即为了生存而不得不选择用肉体交换金钱。

在被动发生***、被动怀孕后、又被要求打胎，

在一系列「被动」的驱使下，

或者说在长期的被动状态下，

激起了素英前所未有的主动性：

“即生下孩子、杀死父亲，

并且放弃成为孩子的母亲——

这一强加于她，

她并未做好心理准备的社会角色。”

波伏娃在《第二性 I》中提到：“…她在那里要么不服从，要么犯罪，没有其他形式的自由，如同衰落时期的罗马女人只有以生活放荡来自我解放。只要她们的“解放”是否定的，这种否定性便是女人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