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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天前看完了《八两金》，通勤路上耳边全是BGM。

又发现《八两金》和《阿郎的故事》都是1989年上映的。张艾嘉的哭笑都清纯而老练。难得的是武师洪金宝，贡献了文艺片高光时刻——情之所至，双下巴都在演戏，毫无武人气。

且都是相爱不能相守。不过《阿郎的故事》的故事更偏“戏剧化”——浪子回头换不到大团圆；《八两金》更重文学性，切换成小说一定好读。因男女性格、共事铺垫足够，结尾的送金与失“金”，真·水到渠成。金山表哥相亲抢手，每每勇敢向陋习说不；金山表哥与情敌对线，马上要求执行陋习——为爱双标真可爱。台山表妹洋气高贵，处处安排英文单词以示身份，却为表哥的黄腔笑出最多哈哈哈。更不必说岭南早春的水稻和火炬一样的木棉花。

配乐方面，《船歌》和《传说》都早于电影为我熟悉。但我原以为“姐儿头上戴着杜鹃花”是民歌再制——词句太过简单动人。这次更加知道本片是罗大佑第一次做电影配乐。就好像坂本龙一的Merry Christmas Mr. Lawrence，也是一击即中——要知道，配乐师看到的影片是只有对白和声音空白的。罗大佑一定全然共情，才写下“移山填海”“何处是我家”。

齐豫的声音一响起，眼泪和乡愁自然落下来。那是人人都有的精神寄托。我可共情的还有“移一代”的实际问题——知道返乡比融入还要困难，知道父母在那头，也知道自己将永远悬浮。

电影里乡村标语刷得有“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这就是“五爱”。我故乡的著名“五爱街”就因此得名。80代的我已经久不思及“五爱街”“三好街”的所指了，后生可还会问为什么吗？仿佛这名字古来就有，不用追究。

看评论区有人介意电影港陆视角乃至鄙夷感，那真是没有理解“知道世界上最大的唐人街在哪里吗？在香港诶！”这冷笑话的苦味。

香港导演、编剧张婉婷、罗启锐要把摄像机扛进1989年的广东，绝不容易。拍到的生育标语、火车站口号可能并非一地，但为什么不可以把“台山”“潮汕”“广州”杂糅呢？毕竟影片讲乡愁讲命运讲追逐讲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当年的bug在三十年后看来尤其成了珍贵影像。

也有说张艾嘉和洪金宝大唱“我家住在黄土高坡”非常违和，是觉得广东没那么“土”吗？其实八九十年代内地娱乐没有很发达，往往春晚和某次青年歌手大赛上的一首歌可以全国传唱一整年。大街小巷到处播的神曲，金山客一回来就能跟着唱并不奇怪，甚至他在美国就听到过也是可能的。

八九十年代，我家和詹詹家都有长辈移民美国；我家楼上邻居三姐妹，大姐嫁去香港，二姐嫁去美国，小妹在等手续。他们都会在1989年听《黄土高坡》的。

看完电影，问詹詹有没有给我“八两金”。我天真地说：我那个手镯是十两对吧？詹詹鄙夷地说：可能吗？十两是一斤，你的手镯37克大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