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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有意思的东西是圣诞节。本片的导演被认为是有意识地采用了文化相对主义的立场，和曾经占据统治地位的文明演化论绝然不同。正是在文化相对主义的意义上，圣诞节能够成为一个窥视几种并置的文化模式的窗口。

列维·斯特劳斯在《我们都是食人族》里记述了一次完整的教会将一个不存在的虚构形象当作异教徒焚烧处决的过程，这个形象就是夺得男女老少喜爱地位如日中天的圣诞老人。同时，我们可以看到麋鹿作为意象，一边是西方世界的北极想象，一边是因纽特人的真实生活。前者是童话，后者则是凛冽的生存性问题。

演化论通常认为文明是单数的，以线性的方式发展。这种认识高度西方中心主义，而文化相对主义站在这种反面。而从圣诞闹剧中可以看到，不光北地土著不是圣诞老人“信徒”的某种可由时间隔离转换为空间隔离的祖先，甚至同在西方社会中，教会也和圣诞文化也同样并不是线性的发展关系。教会、圣诞、土著生活，三种不同文化并置起来，成为一组文化相对主义的好例。

文化相对主义听起来是如此的非西方中心主义，似乎为异文化提供了最大的尊重，但果真如此吗？恐怕答案是否定的。演化论与之的区别在于，前者试图发展野蛮，后者径直吞噬异己。结果便是，圣诞老人驾着麋鹿将教父赶下神坛，而因纽特人饿死在冬天里。

纳努克一家因为拍摄而错过了冬天来临之前捕猎的必要时期，拍摄结束之后就举家因食物来源不足而终于丧命。导演弗拉哈迪则成为誉满全球的记录电影之父，该片仅仅是他电影生涯的开始。纳努克一家的终结得以为人知晓，是要他被收录入电影学教材中的自述中短短带过的一句话。而更多因纽特人的终结，更多土著人的终结，又有任何一种可能能够被知晓吗？

装扮成圣诞老人的白人爸爸妈妈，和为孩子制作胖乎乎小鹿冰雕和玩具弓箭的纳努克，原本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