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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于《青梅竹马》，这一部里构建了更为复杂的人物关系，也不知道是不是从这一步起杨德昌开始在剧作上设计更多更多样的人物来增加影片的厚度，但这样的做法很关键的一点就是在于将众多的人物串联起来，这是影片中充满巧合和偶然的原因之一。但其中所设置的巧合很好的做到了戏剧性与现实感的结合，它们让人相信荒谬本就是生活的真相，于是它们不再是推动情节发展、人物关系的变化的方式和工具，而是具有了双重的功能，它们切实参与了整部影片文学性的表达当中。此外影片还是传达了杨德昌一贯想要表达的东西，即冷峻的都市和渺小个体之间的拉扯，从而挤压出现代人必然存在的现代性情绪，例如焦虑、虚无、低价值感、怀疑、恐慌等等。

从具体的人物来看，主要人物有周郁芳和丈夫李立中。影片中没有直接展示的是周郁芳似乎是放弃了曾经的爱情从而和李立中结婚，就像李立中自己所说从未想过她会嫁给他。但他们的结合从一开始就是一个错误，周郁芳放弃稳定的工作选择足不出户完成自己的写作，但她需要更好的生活，这是李立中没有办法给她的，此外两人想要孩子的愿望也落空，这两件主要的事情构成了两人浅层和表面上的矛盾，而更内部的矛盾在于不同的生活方式下的根本观念的冲突。周郁芳不断地改变她的人生轨迹，尽管一切并没有如她所愿，她眼睁睁地看着希望随时间的流逝和检验而破灭却完全无能为力。

而丈夫李立中手握一份稳定的工作，日复一日地重复生活，他看似和机器一般稳定，但也足够冰冷，就如同影片最开始呈现出他的工作环境，以固定机位呈现一个外景，俯拍之下玻璃窗户显得非常逼仄，似乎要把身处其中的人挤破；规则的集合图形没有任何变化的可能，它是被永远定格的。所以与此同时，也极易走向极限——越是规律越是难以接受突然的哪怕仅仅是微小的变化。在生活中李立中一切都顺从周郁芳的想法，努力为她营造出适合写作的经济和生活条件，在房间里一切都是平稳的，运镜是格外克制的的，这也是李立中所能给予的在他看来最好的婚姻生活。其后他必须忍耐周郁芳精神的突然崩溃，面对已发生的变化，李立中能做的就是不断地消化它们，直到它们再一次成为他生活规律的一部分，只要在一定的限度之内他的“机器”就不会彻底崩坏，他会一直在沉默中忍耐。

但影片的惊喜之处在于两人的设计并没有走向彻底对立的刻意雕琢，周郁芳小说家的身份使得电影被填充进了小说这一新的载体，由此衍生了真与假的问题（就像镜子也是常出现的物件），而这个问题一直贯穿到了影片的结束。周郁芳追求的是精神上的刺激，情绪上的丰满，而非现实生活中切实的稳定，可实际上她的生活也是一成不变的，写作本身是在虚构另一个世界，但虚构本身对周郁芳来说是对自己以往生命经历的加工。一方面她未尝不是在做重复的事情，在现代都市中这是无解的，写作只是逃避到一个精神的角落，这一动作并不会让人脱离整个社会机器的规律运行；另一方面她不断利用自己的过去，三十年的时间被骤然缩短，连同过去都被压缩、耗尽，她的世界也就变得越来越小了。一个恶作剧的电话与其说是生活的危机不如说是生活的刺激，她把这件事情改编成为她新作中的一部分，并再次获得了成功，所以这个恶作剧之举反而是一个转机。

按理来说小说是假生活是真，但是对于周郁芳来说或许小说才是真实的世界（与此同时李立中坚信小说是虚构的），生活的成功与失败于她而言并不重要，可她依然会想到她是否会走投无路。就如她在右侧，左侧的玻璃上映射着高空作业的工人，然后下下个镜头切到一支笔，其实就是在暗示他们没什么不同，他们都是求生的人，就如同周郁芳在乎她自己的精神世界、情绪体验，但是她也需要世俗的成就来填补她自己对于价值感的渴望，甚至仅仅是名声与经济上的来源，她只是一个无能为力又摇摆不定的人。

另外还有摄影的男孩和恶作剧的女孩，他们之间的连接在于女孩逃跑、受伤由男孩送到医院，而追捕女孩的人恰是李立中的旧友；女孩恶作剧刚好将电话打到了李立中的家中，男孩得知后又将此事的真相告诉了李立中。摄影的男孩整天无所事事，他最开始给人的印象是一个冷峻的观察者，但他的资本在于浑厚的家底和大把大把可以供他挥洒的时间，这也是他作为一个理想主义者的资本，住在一个不知白天黑夜的暗房里，摄影、洗胶卷，定格他看到的鲜活的生命和正在进行中的事情，这恰是他切实所能感受到的活着的瞬间。他眼里的生活是经过复制然后再现的生活，这同样关乎真与假，但很显然在男孩看来，只有他按下快门的时候才是真实的。女孩则是躁动的，她有的是孩童一般的恶和游戏心理，她的行事完全不遵循现有的逻辑秩序，只求瞬间性的享受，观众很难想象她的动机，但其实也并不复杂——她大概只是太无聊了，但并不能用“只是”来形容，因为在这里仅仅是无聊就完全足以击垮一个个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