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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聚焦于儿童成长的影片在各大电影节上都有所涌现，如《何以为家》讲述了黎巴嫩贫民窟内的叙利亚难民儿童、《佛罗里达乐园》展现了寄居在汽车旅馆里孩子们贫乏的生活、《系统破坏者》《标准之外》刻画了福利机构介入下具有暴力倾向或自闭症的儿童……

在2021年戛纳电影节亮相的电影《童一个世界》同样值得关注，它讲述了校园霸凌与暴力行为在儿童中的传递机制。《童一个世界》为女性导演劳拉·万德尔（Laura Wandel）的长片处女作，她于1984年出生，这部作品获得第74届戛纳电影节费比西奖——一种关注单元奖，提名一种关注单元一种关注大奖。

影片以女孩“诺拉”的视角展开，作为旁观者，她亲眼目睹哥哥“亚伯”受到更高年级学生的种种霸凌行为：他们把尿撒在亚伯身上、将他头摁在马桶里、让周围同学孤立他等等。即便这样，她仍遵守和哥哥的约定，不将这一切告诉给家长，原因很简单——一个爱告状的孩子不仅证明了自己的懦弱，同时还会遭受更严重的欺负和孤立。

作为一部聚焦校园霸凌题材的电影，《童一个世界》的突破之处在于主角视角的呈现方式上。影片大量地使用浅焦和手持镜头跟拍女主角诺拉，即使影片中的人物往景深处运动，画面仍不作虚实焦的转换处理，只有诺拉所关心的事物才会转化为实焦——这代表了她真正看到和在乎的东西。这样的处理方式，巧妙地将诺拉的内心世界视觉化：大部分时候，她都拒绝和外部交流，缩在自己的小小世界里——由浅焦所形成的视觉分离线，正是她所期待的一个透明保护壳。因此，通过这样的处理方式，观众能很清晰地看到诺拉最在意的两件事：第一，哥哥受人欺负；第二，新朋友对她的议论。

此外，诺拉的脸承担了情绪的叙述功能。影片不使用任何配乐，加重了影片的严肃性和压抑感，导演并不希望去引导观众的情绪，而是让观众自由地观看、思考。同时，大量中近景对准人物脸部的拍摄方式，充分地捕捉到了诺拉所有细微的表情和动作，这已然是影片情绪的视觉体现。

《童一个世界》的英文名叫“playground”——“操场”。导演对影片叙事空间的选择有着严谨的考量：教室、操场、泳池、餐厅、厕所。影片所有的情节都发生在灰蒙蒙的白天，消失了的夜晚和生活场所无疑抹去了主角喘息的出口，从而加剧了压抑的氛围。在这几处叙事空间中，尤其值得关注的是“操场”。

操场是这几个地点中唯一的露天场景，它同样是一个微型的社会。每天的课间活动，让全校的孩子能够自由地在操场里聚集玩耍。在应该释放孩子天性的空间里，滋生的却是以强欺弱的暴力倾向，而这一切在老师眼里可能只是同龄人间的小打小闹。不起眼的角落里，充斥了对于力量和年龄的崇拜，小群体的拉帮结派和闲言碎语也发生在幼童的世界里。

导演曾在拍摄本片前对校园操场观察了几个月，她发现，在一个操场上，每个人都试图占据自己的位置。童年是我们第一次发现与他人关系的时期，我们对外部世界的认知和接受构建了我们的内心世界，这往往决定了一个人成年后对世界的看法。因此，导演认为，在校园里除了学习和写作之外，最重要的就是探索自己与他人的关系。

诺拉受不了哥哥一次次被欺负，选择了告诉父亲，家长和学校的介入让事情出现了转机。高年级学生向亚伯道歉，但我们看到亚伯并没有如释重负。如他所料，第二天他就再次受到了欺负，并被所有人孤立。影片的后半部分，我们看到和亚伯玩耍的是一位更为弱势的男孩——他长着一头卷发、有着不同肤色，尽管亚伯并不在意这位“新朋友”。影片结尾处，亚伯甚至和高年级学生一同在操场欺负他。

诺拉和亚伯所接触到的是一个不讲正义和善良的世界，在这里，只有无尽的欺凌和嘲弄，这直接影响了亚伯对世界的认知：只有与“坏学生”结伍一同欺负别人，才是保护自己的出路。于是，影片完整地呈现了校园暴力机制的传递：在没有老师和家长的关注和正确引导下，变恶似乎是一个正确的选择，只有去欺负别人，才可能不会被欺负。

兄妹俩的关系也在这种暴力的传递下发生变化。在影片开头，兄妹俩互相拥抱、共同抵抗，希望与这个世界尽可能少地产生交集，但逃避并不能解决问题。随着哥哥一次次被欺负，妹妹的人际关系也受到影响。因为有这样的哥哥，她也遭到了歧视，无法参加新朋友的生日会。随着兄妹俩的关系转向敌对，妹妹也开始欺负同龄人来宣泄自己的不满。当影片结尾处妹妹看到哥哥欺负别人时，她还是上前阻止，从后背抱住了哥哥，用力拉住正在慢慢走向歧路的哥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