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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道包装工序，经常出现质量问题，而这些质量问题时常出在同一类型人身上。他们都很能干，也很想把事情做好，可总是接连出质量问题。宋郑还经过一番调查发现这类型的员工性情火暴，追求速度，但这道工序需要那些慢性子出细活的人来做。于是，急性子和干活求快不求精的人被调开，慢性子和做事细致的人被调过来，此道工序就不再出质量问题了。

    宋郑还这种因势用人、扬长避短的用人方式使得企业的员工工作起来轻松愉快，从技术人员到普通工人，他们不需要担心没有道理的指责，可充分发挥自己的特长，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之中，为企业的发展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吴子·治兵》说：“教战之令，短者持矛戟，长者持弓弩，强者持旌旗，勇者持金鼓，弱者给厮养，智者为谋主。”吴起这里讲的短者怎样，长者怎样等是从教练作战之法令角度来讲的，其实这里内含着一些用人之道，就是因势用人的问题，即根据人才个人特点用之，或让持矛戟，或让持弓弩等。这与刘邦的因势用人之道有异曲同工之妙。

    其实，现代企业用人也是如此，一定要灵活机动，把握好“势”，只有这样才能合理地分配任务，使员工在一个愉快、轻松的氛围中把工作做到最好。

    任用必须以才能为准绳

    唐太宗不但以他高瞻远瞩的高超谋略打下了唐室江山，留下了“浅水原大战”、“虎牢关大战”等经典战例，而且他在治国、用人方面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开创了流芳百世的“贞观盛世”。这巨大成就的取得在很大程度上是和他卓越的用人策略分不开的。可以这么说，若没有唐太宗的善于用人就不会有大唐几百年的帝业，就不会出现空前繁荣的“贞观之治”。那么，唐太宗的用人方略到底是什么样的呢？

    魏晋南北朝时期，国家君王一向采取从士族地主里选拔人才的方针，甚至一度形成士族垄断政权的局面，以致成为禁锢人才发掘的一项弊政。对此，唐太宗力求整顿前朝在用人上的过失，匡正为得，把眼光转向更广大的范围，采取了士庶并举的方针。例如，他在当政时不但非常信任士族地主高士廉、长孙无忌、杜如晦等人，还曾物色起用有才能的庶族人士马周。

    贞观三年，唐太宗鼓励百官上书直言政事得失。中郎将常何不善文墨，于是请家客马周代替自己写奏折二十多条。常何上奏后，这二十多条意见中竟然每一条都十分符合唐太宗的心意。对此，唐太宗感到很惊讶，认为其中必有蹊跷，因为常何乃是一介武夫，不通文墨，什么时候竟然修得如此远见卓识。于是追问常何原因，常何据实相告，唐太宗感到马周的确是一个贤能之才，随即宣旨召见他。当马周迟迟未到时，唐太宗又“四度遣使催促”，显示了他对这个素未谋面的布衣人是何等的重视。在与马周见面交谈后，唐太宗十分高兴和满意，马上授予其门下省的官职，最后又将其调为中书令。

    马周的发家史很传奇，他既没有裙带关系可以供自己攀附，又没有资荫关系可供自己借用，全靠着唐太宗的一颗求贤心切的心，才有了马周的高官爵位。如果不是唐太宗自任伯乐，慧眼识英才，像马周这等人才就有可能淹没于人群中了。

    国家君王从官中选官，并不是一件稀罕的事，但能够把网罗人才的视野从高高在上的贵族转向民间的老百姓的君王则为数不多，唐太宗是其中的佼佼者。

    一方面，唐太宗不以人的身份背景、地位尊卑为选择的条件，另一方面，唐太宗还十分懂得唯能者用的用人原则，提倡谁有本事就用谁。

    一次，唐太宗给功臣们封官赐爵。他让人先宣读自己事先写好的名单，并说：“若谁有意见，请尽管向我提出来。”

    唐太宗的叔叔李神通自认为为唐王朝立下了汗马功劳，而且自己又是皇帝的叔叔，在众大臣中，应该是自己的功劳最大。但他一听到自己排在后面，心里就极为不服气，对唐太宗说：“当初，是我首先起兵响应您，跟随您东征西杀，为您夺得皇位立下了大功。可您今天怎么好像把我的功劳全都忘记了似的，竟然将我排在房玄龄、杜如晦这些人的后面！与我们这些在战场上誓死为国家拼杀的人相比，他们有什么功劳可言？不过就是舞文弄墨、乱写乱画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