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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可夫斯基曾在一段访谈里提及两性的潜力，男人的潜力是创造，女人的潜力则是以爱之名的容忍。初读时我感到费解，为其中的对立和不公提出质疑，后来在家庭题材的影像里逐渐理解这广泛存在于世俗的残忍深意。俗话说：“解铃还须系铃人。”在这部影片里我们看到一位强势的母亲如何在失去“系铃人”的漫长岁月里，与家庭的失败，自我的执着进行和解。

#一张围坐女人的饭桌

这是一部女性题材的电影，里面的每一个女性都拥有自己鲜明的个性。阿嬷的形象就是一位传统的顾家勤劳的女人，她有一个人做生意抚养三个孩子的坚韧，也有面对丈夫出轨应有的愤怒和不甘心。大姐是三个女儿里见证这个家庭不幸最多的，既是承担体恤母亲照顾妹妹的责任最重的一个，同时也是接受母亲的施压最多的一个。二姐是按照家里期望成长的，是母亲控制欲的化身，她反复跟女儿提及出国留学的事情，就是因为自己在这样循规蹈矩的生活里感到乏味和惋惜。三妹由于收到长者保护，是受家庭影响最小的一个，她也是本电影里跳脱出家庭伦理审视情感的重要人物。正因为三妹对常年缺失父亲的依赖和美化降低了她的不满，因此她成为蔡阿姨最终选择联系的人。而蔡阿姨作为陈伯昌的最后一个情人，晚年相伴陈伯昌时间最长的女人，她的角色还是不够立的稳，电影里只描绘她是一个痴情的红颜知己，即使最终无名无份也要赶来看爱人最后一面，但电影没有过多得着笔于她的动机和陈伯青和她的相处，就使得蔡阿姨神性的光环盖过了有血有肉的形象，双方会面也像是上帝视角派遣来推动这一和解的设定。

#一纸离婚书

这类研究家庭里只有女性角色的电影题材近几年比较多，杨荔钠导演的《春潮》《妈妈》和杨雅喆导演的《血观音》都从不同角度探讨了家庭在长期男性角色缺失的状态下如何调和责任分配和心理需求，这些家庭往往有一段心照不宣不可提及的往事，把不甘和痛苦的爱化为掌控的母亲，因为年龄阶段和过往经历不同而世界观碰撞的子女。

东亚家庭电影里顶级的导演小津安二郎说：“在我看来啊，电影拼的就是一个余味。”事实也确实如此，东亚对于家庭婚姻的执着是随文明流传至今的，在这样的电影里，我们看到影片两小时集中展现的矛盾，是我们身边的许多家庭用一生在演绎谱写的故事。

电影里生性自由的大姐只能和情人说出最真实的话语，签署离婚协议也很洒脱。母亲用了一生都做不到签下一纸离婚书，因为在这张协议后面是伦理的塌陷，是道德的揭露，是自尊的作祟。在这场拉锯里，含辛茹苦的付出没能换得丈夫的回心转意，也没能让世人看见一个女人应该获得的家庭幸福，而她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女人，一个只会用歌唱和犀利话语表达沮丧的中年女人。

纪德在《窄门》里说“为了重聚，每个人都要付出极大的努力。”死亡往往让人变得更加靠近，中国有一句古话叫“盖棺定论”，陈伯昌的离开让他注定失去了辩解力，也让母亲失去了知情权。在陈伯昌离开之后复盘他的一生，所有人都更容易跳脱出主观情绪去看待这段往事。当母亲真正见到蔡阿姨，她流露出的只是一种羡慕，对她能和陈伯昌相守相知的羡慕，而不是嫁接对丈夫不管不顾的怨恨。她渴望从蔡阿姨身上获得那份知情权，因此在得知陈伯昌的愧疚后失声痛哭。

电影之外，我们也时常沉迷于追求问题的答案，在跋山涉水的求证之途里苦不堪言，回头漫漫长路，突然发现有些问题的存在本身就是个错误，出发是错误，坚持是错误，荒废了光阴和心血，糊里糊涂就在这里面耗尽了人生。当我们为解铃而苦苦寻找系铃人讨个说法，请带上携这份伤痛走向下一个黎明的勇气。

#一方灵堂

陈伯昌的灵堂是这部电影里许多矛盾外化的“舞台”，所有的东西需要搬上台面来叙述的需求实现在一方灵堂里，许多片段都别有一番深意。母亲反感遗像上陈伯昌风流倜傥的样子，揭开表层原因陈伯昌眼睛的伤口，背后是曾经还有力愤怒讨伐，后来逐渐妥协的无奈。大姐的离婚协议在灵堂签署，是上一辈难以消解的矛盾延续到下一代，所寻求到的另一种处理方式。蔡小姐一起修佛的佛友和阿嬷请来的道教人士同时在灵堂，小女儿却加入了佛学诵经的行列。这也体现了每一个人遵从不一样信仰的选择。

佛教讲“缘”，“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若见诸相非相，如见如来。”蔡阿姨和陈伯昌的情谊就是露水情缘。陈伯昌在犯错的家庭里等着被审判的一生，他的逃避是一个男人对审判的逃避，阿嬷最后说出印章是自己拿出来给陈伯昌的，让这层逃避还暗藏有对爱人失望的逃避。阿嬷信道，弗为而治，这或许是她在反抗无果后给自己寄托的心理慰藉。而家庭的概念，每一个人在家庭里应该遵从伦理则是儒家的思想。在台湾这样一个宗教文化兴盛繁多的地方，这些所谓生活的哲学交织在一起，给人系铃，也帮人解铃，让人背负着美德的枷锁过庸庸碌碌的一生，回首才发现一路错过太多阑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