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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中国以来，以藏族人民及文化为主角的电影并非少数，例如李俊导演的《农奴》（1966）、田壮壮导演的《盗马贼》（1986）、李扬导演的《松藏干布》（1988）、陆川导演的《可可西里》（2004），然而正如万玛才旦所说：“以前，经常有人用文字或影像的方式讲述我的故乡，这些故事常常赋予藏区神秘、荒蛮、与世隔绝或者世外桃源的特质。且这些人常常标榜自己所展示的是真实的，但这种真实反而使人们更加看不清我故乡的面貌，看不清生活在那片土地上的我的父母兄弟姐妹。”[]在万玛才旦之前的藏族题材电影，往往无可避免地透露出一种来自文化他者的凝视，甚至堆砌文化符号、将其呈现为猎奇而神秘的景观。因此，作为藏族人的万玛才旦，“渴望用自己的方式来讲述发生在故乡的故事，那里真实的面貌和故乡人真实的生存状况。”[]随着万玛才旦的作品在中国电影观众中普及度的提高，他的创作主张也体现得越发清晰。本文将利用电影美学系统论，从知觉、故事、思想、特征四个层面分析《气球》如何体现藏族文化与现代文明的相互碰撞与交融。

一、知觉层

白红气球两个核心意象的对位与交替，在全片中承担着举重若轻的象征意义。白气球的真身**套，是现代科技的产物；它之所以出现在卓嘎家，宏观上缘于新中国政府计划生育政策推行到藏区，从个体来说也得益于女医生周措大夫的帮助，它的存在正是现代文明的触角深入藏区的体现；同时，它也具化了民间千百年来的性禁忌，在卓嘎的两个小儿子挥舞着它、当成礼物送给朋友、引发邻居和达杰的矛盾几场戏中，这个“白气球”始终作为一个喜剧元素，在妇产科男医生那句“都什么年代了，还这么保守，真受不了你们”的背景下展示出现代性思维在此地的水土不服，科学威严甚至被置于可笑尴尬的地位。电影海报上红气球与卓嘎的腹部错位放置，使妊娠的意味呼之欲出。有的评论联想艾尔伯特·拉摩里斯的《红气球》，认为本片中的红气球也一样象征“新生与希望”——如种羊般原始的澎湃***，和期盼爷爷转世重归家庭的信仰热情；然而联系全片来看，似乎很难说卓嘎的怀孕完全只产生了积极影响，红气球的意义显然并不限于此，我们更应该从白红气球的交替来解读。首先，“白气球”被扎破和失踪导致“红气球”的隆起，意即少生优生的理性考量破灭，原始的动物性占了上风；其次，尽管红气球身为题眼，但真正的露面只有最后两场戏之短，一个刚到手就爆破、一个飞往天际遥遥无踪，可知传统习俗也并未拥有压倒性的统治力量；以及，飞走的红气球虽无影无踪，却引来了所有人“天涯共此时”的遥望，它在这个超现实片段中仿若一个信仰的幽灵，生活中渐渐无际可循，然而冥冥之中依旧笼罩众生，在内心深处催生着各自的希望，又或是规训着人们。这两个核心意象的结合，正如万玛才旦导演所希望呈现的：不是二元对立，而是相互碰撞和交融的尝试。

全片采用手持摄影，呈现的是一种焦灼不安的晃动；但本片人物的焦灼与娄烨的人物那种后现代性的焦虑慌乱截然不同，达杰与卓嘎一家人的焦灼感来源于日常生活，是一种现实主义的困境，因此本片的手持风格还与长镜头的使用结合——焦灼之下，仍然具备持久的忍耐力。卓玛再遇前男友一场戏只有一个镜头，双方都在连贯的时空中保持了体面的克制，但紧张的小景别放大了镜头的晃动，也出卖了两人欲盖弥彰的慌乱；卓嘎做人流手术前独自望向家里的水井，晃动的画面与水波的涟漪同步加剧，将卓嘎的倒影搅散成几重碎片，这正是她的焦灼与纠结到达顶峰的时刻；达杰卖掉母羊后在集市里徘徊直到买了红气球的过程中，镜头晃动的幅度相较减弱，结合这个长镜头对达杰徘徊过程的记录，外化出达杰那种尘埃落定后仍然迷惘焦虑的心境。

二、故事层

本片的主要剧情围绕卓嘎的生育问题展开，卓嘎怀孕后面临是否打胎的抉择，不同的选项虽都有其现实考虑，代表的却是两方价值观的冲突；暗含的副线则是尼姑妹妹卓玛与前男友的感情纠葛，卓玛对人生道路的抉择也依旧面临价值冲突。两位女性引领的故事线相互交织，不能说全然对立，却也不能说是严丝合缝地相互弥补。在生育问题上，卓嘎的考量或许还未到周措大夫所说“咱女人又不是为了生孩子才来到这世上的”这一层面，或许也会相信喇嘛的预言，但超生的罚款、小儿上学的压力、新生儿的大笔支出等等经济压力最终还是压倒意识形态，促使她决定走向手术床；但在卓玛的感情问题面前，她却坚定地扯过信仰的由头，不由分说地烧掉卓玛前男友的书、近乎严厉地劝诫她断了念想、一口回绝了前男友见面的请求，实际上她更多的是基于害怕妹妹再次受伤的保护欲。因此，卓嘎相较于妹妹似乎更理智一些，凡事以最大效益为导向，这或许是她的性格，也或许是缘于她操持一个大家庭所需的经验。卓玛的前史在影片中并未详细交代，但从寥寥细节中或许可以想象她的过往，曾经的她大概可以为爱情抛弃一切——家庭，信仰，未来，包括自己的孩子（当她对打算流产的姐姐说“你可不能像我一样积下这辈子还不清的孽债”），而爱情破灭后毅然决然皈依宗教，可以看出她内心情感必然充沛纯真、热烈甚至于冲动，只是取决于她投往哪个方向。因此，即使她已经戴上了觉姆的僧帽，但澎湃涌动过的爱情仍然会促使她徒手从火堆中抢回前男友的书；但同时也因为她已经虔诚向佛，所以面对姐姐的意外怀孕，她也只是兴奋地想到“爷爷要转世回来了，喇嘛的话应验了”，而完全意识不到姐姐的忧虑。可以看到，对两位女性主角甚至绝大部分人物来说，生活并不是“科学还是宗教？”“信？还是不信？”这样简单的二元问题，而是各种因素错综盘结，如织物上密密的丝线，时有重叠交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