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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滨之夜》一片，既可以被概述为 “ 哈尔滨的夜色里藏着秘密的美丽女人，让警察游走在情与法的灰色地带 ”，也可以被描述作 “ 八年不曾回家、下落不明的父亲，一夕归来，就让全家陷入巨大危机 ”，这是我写作本文的原因。

对于非历史爱好者来说，中国近代史（ 1840 - 1949 ）往往被默认为是耳熟能详，并被充分述说的。来自教科书的刻板描述勾画出了线性的因果，而 “ 十七年电影 ” 的革命历史叙事占据了对它的想象空间。但如果抛开被植入的不言自明、未见之见，深入其中则会意识到，它是有着大量盲点与禁区的无比辽阔的具体时空。说其辽阔，是因为身处其中的每个人都有着多元的动机与诉求，各种或明或暗的力量交汇其中。而充满盲点与禁区，则是因为我们的历史描述过于单一，一种行为／事件的合法性的证成，总要伴随对其他行为／事件的覆盖或遮蔽。这种切割与削删有利于把历史凝固为一种共识性表述，在新旧转换的剧变时代创造出一个未来讨论的基础。然而对事情的简化或存而不论（ 悬置 ），最终却走向了不再讨论、不能讨论，历史在历史中失语。这一遗憾也是背负这种简化单一历史观的文艺作品最后走向僵化的原因之一。

在这里面，“ 满洲国 ”（ 1932 - 1945 ）无疑是极为突出的一个部分。不同于日本扶植的若干最终统合在汪精卫政府下的自治政权（ 华北政务委员会和蒙疆联合委员会只是在名义上归属 ），“ 满洲国 ” 并不处在当时中国的框架之下，它是一个以（ 被驱逐的 ）“ 鞑虏 ” 的故地（ 东北 ）为名，建立起的有别于 “ 中华 ”的国家。谁同谁一国，这是哪一国，在十几年中是一个真实存在的问题。和始终不曾脱离中国的、从1937年开始进行 “ 八年抗战 ”的其他地域相比，在此地，中国不只需要赶跑日本侵略者，还需要作为国家之名 “ 归来 ”，中国重新替代 “ 满洲国 ” 的合法性需要被展现与论述。

留给这一论述的时间并不多。在国民政府败退台湾之后，整个中国国内得到了空前的伟力的整合，敌我阵营需要清楚划分，历史中的暧昧与含混急待澄清，东北作为工业基地在共和国的版图中得以命名。该问题就被悬置，其重要性也被取消。

但正是在1945年到1949年的罅隙中，张天赐编剧导演的《哈尔滨之夜》，以一个 “ 附逆者 ” 的故事、一位父亲的归来和一场白日焰火，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可能堪称孤例的回应。而这个回应也源自导演张天赐个人的生命体验，这是它对自己前半生的反思与回顾。

一、讲述者和时代：张天赐与 “ 长制 ”

张天赐，祖籍福建漳州，清朝末年（ 1909年或1910年 ）时，出生于日本统治下的台北。1933年，在东北成立进口洋片电影公司 “ 三兴社 ” 的台湾同乡杨朝华（ 雕塑家杨英风之父 ）的邀请下，他来到东北从事英语翻日语的工作（ 可能是在长春大成影片公司 ）。1936年6月，他前往日本电影艺术研究院导演科学习了约半年时间。1937年张天赐来到当时中国电影的中心上海从事电影学徒工作，但因中日战况剧烈、上海局势动荡，在 “ 七七事变 ” 之后（ 也可能是1938年时 ），他再次前往东北，加入了刚成立的 “ 满映 ”（ 株式会社满洲映画协会，1939年11月新址建成后，它即为亚洲最大的电影企业 ）。来到 “ 满映 ” 之初，张天赐只是做排片，但因为娴熟外文和各种电影技巧，很快被 “ 满映 ” 公司委以重用，并被派到日本东宝、日活电影公司学习导演技巧。1939年时，在他学成回来后，张天赐成为副导演，从事电影编剧工作。1941年，张天赐终于升任导演，连续三年导演了《荒唐英雄》、《患难交响曲》、《青春进行曲》、《夜未明》、《黑脸贼》（ 上下集 ）、《白马剑客》、《燕青和李师师》等作品。因为导演技巧高超，影片又十分卖座，他在 “ 满映 ” 获得了与日本名导演相当的地位，有说法称，其是中国导演中唯一达到 “ 满映 ” 最高等级副参事级导演的人。1944年，张天赐以《三国演义》中的段落为故事题材，不顾日方干涉反对，拍摄了较具争议的《百花亭》，旋即被调职到上海的华影公司。

1945年8月，日本投降，二战结束，张天赐回到东北，进入国民政府接收 “ 满映 ” 后改组的长春电影制片厂，而《哈尔滨之夜》就是 “ 长春电影制片厂迁平后第一部故事片 ”（ 影片片头字幕语 ）。这里需要说下 “ 长制 ” 的由来。日本战败后，“ 满映 ” 理事长甘粕正彦自尽，在中国共产党东北局的领导下，东北电影工作者联盟抢先接收了 “ 满映 ” 资产，1945年10月，成立了东北电影公司（ 即后来的东北电影制片厂，还有长春电影制片厂 ），随后也接管了设备器材，并将其中的大部分迁出厂房。1946年5月，国民政府晚到一步，派了其实是地下党员的金山来接管 “ 满映 ”，在7月成立了 “ 长制 ”。到1948年5月23日，解放军发动长春围困战前，“ 长制 ” 人员已经分四批离开长春，迁至北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