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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一部由赵丽颖主演的热播大剧《风吹半夏》，引发了人们对创业浪潮年代的集体回忆。

《风吹半夏》改编自作家阿耐的小说《不得往生》，故事的核心立论从这一名字便可窥见端倪。上世纪90年代，钢铁商人许半夏为了一个未经核实的生意信息，赌上全部身家举债到北边进废钢，在发现上当受骗后，以惊人的意志与幸运，只身找到了黑海废钢的进货渠道。经历了钢价调整的煎熬等待，许半夏得以一举翻身。然而，在白手起家的前期，为了搭建堆场，两位合伙人陈宇宙与童骁骑不惜故意污染滩涂以低价承包土地，这埋下了陈宇宙患癌离世的诱因，也成为许半夏发家之路的原罪。此后，尽管在房地产开发的风潮下，钢铁生意顺利发展，许半夏却无法停止为陈宇宙的离世忏悔。最终，在上市受阻、官司缠身中，许半夏走向了一条自我救赎之路。

“自首缓刑”等字幕缓缓落下，这出奋斗大戏悲剧告终，给人以人生如梦的唏嘘。然而，与电视剧版本不同的是，原著小说却给了主角一个不同的结局。

污染滩涂拿下堆场的主意原本便由许半夏提出，并且在争权夺利的修罗场告一段落之后，半夏公司成功渡过难关，继续在时代的台风中蓬勃发展。小说人物之间的关系也更复杂、更真实、更利益化，这更接近现实中常见的行为动机，小说的结局也更符合读者对个人成功学叙事的期待。相比之下，改编后影视剧的呈现，像是在人性的真实面目上罩了一层滤镜，为观众删减掉了令人不安的人性阴暗面。这一改编结局，符合对企业经济问题严格督查的现状，同时也反映了社会主流价值对于已经鲜有渠道实现的，属于上个年代的过剩欲望的反思。

 “野蛮生长”的积累与道德

《风吹半夏》原著小说作者阿耐，还有另外三部观众耳熟能详的小说被搬上了屏幕，即《欢乐颂》《都挺好》《大江大河》。相比较《大江大河》中宋运辉以知识改变命运的栋梁叙事，《风吹半夏》的女主角许半夏则呈现了特殊时代下私营业主的奋斗与原罪。作为女性角色，相比较《欢乐颂》对安迪、樊胜美等的当代女性群像描摹，以及《都挺好》中对苏明玉工作与家事的精准刻画，许半夏则呈现出一种具备年代感的野蛮生长的特质。

她更像是一个复杂的人格综合体：既可以示弱，利用女性特质游刃有余地周旋在男性社群之中；又不甘于弱小，内心藏着更胜于男性的野心与能力。她精明、现实、果决、执着、有将帅风度，也自私、算计、好赌、不择手段。或许，没有什么比一个上世纪90年代起家的女性私营企业主的人生更能浓缩一个时代的人性。在世界范围内，这种人格都具有典型性，而这种典型性在安·兰德的著作中得到了某种程度上的充分体现。

安·兰德于1905年出生于俄罗斯，在20多岁时前往美国定居。她的代表作《阿特拉斯耸耸肩》对包括格林斯潘在内的诸多工商界领袖都产生过巨大影响。安·兰德自称为“资本主义激进分子”，她的哲学强调客观主义和个人主义。她认为，理性提供了人类生活的基本基础，而人类理性的无限制表达则需要自由市场的庇护。这也使得她提供了一种个人主义的道德形式，坚定宣称对自身利益的理性追求在道德上是正确的，最道德的制度也即创造财富的制度。安·兰德对个人欲望的全然接受，解决了经济人的道德缺陷感，也使得渴望财富创造与资源获取的个体将其理论奉为圭臬。在正向全球化的进程中，这种对攫取财富、积累资本的渴望，曾经创造出巨大的时代奇迹。

与之相对的是，在全球化逆潮袭来的今日，以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的《全球化逆潮》与大卫·哈维的《资本的限度》为代表，反思资本社会的学者也发出了不同的声音。这些著作难以规避道德评判的痕迹，其中比较具有代表性的也包括迈克尔·桑德尔《绩优的暴政》，当然对“反思”的反思也有一些作品出版，比如贾森·布伦南的《道德与商业利益》等。

在传统文化中强调德行的中国，对道德的触感更是敏锐而无法逃避。经济学家厉以宁在《超越市场与超越政府》一书中指出，由习惯力量或道德力量进行的调节，就是超越市场调节与政府调节的另一种调节，可以称之为第三种调节。《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十条规定，处理民事纠纷，应当依照法律；法律没有规定的，可以适用习惯，但是不得违背公序良俗。我们不得不承认的是，对身处市场经济之中的每一个个体，或多或少，都无法逃脱道德力量的约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