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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现代社会转型和西方文明冲击的时代洪流中，每一个人在不同的人生阶段都体验着身份认同的艰难性和复杂性，本文以李安的早期作品“父亲三部曲”《推手》（1991年），《喜宴》（1993年）和《饮食男女》（1994年）为例，将视野聚焦于中西方的文化差异，解读在西方文化输入下原生家庭的传统伦理道德与身份认同的冲突。在东西方文化和原生家庭身份的碰撞下，剖析“身份认同”与“家庭”在当下情境中的多维冲突与双向媾和。展现在目前复杂的中西方文化碰撞与交流中，需要原生家庭关系的突破与重构，才能重建并实现个体身份认同。

  身份（Identity）也称为属性或认同。身份作为一种突出的学术和文化构架出现于 20 世纪中叶。身份更多的与地位联系在一起，表示人在特定社会地位中的所扮演的特定角色。认同则较广泛地应用于社会心理学和心理学，表示个体对社会中其他个体或群体的态度。[]而个人的身份认同可理解为人在社会中扮演的特定角色个体与其他人或事物的关系以及对他们的态度。身份认同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随着文化的交流传播注入新的文化因素，带来了新的发展变化。

当下，全球性文化对话与碰撞日趋激烈，跨越地域、国家、民族以及宗教信仰的人口流动、移居甚至迁徙，更是加剧了文化的冲突与交融。我国在数千年儒家文化和父权文化下有着严谨的传统伦理观念，中西方多元文化与传统伦理观念对撞的语境下带给原生家庭空前的文化身份认同危机。李安曾在自传《十年一觉电影梦》中表达过对中西文化冲突的理解：“在中西互动的过程中，我觉得彼此的关系应该是给与取（Give&Take），它是单向的，不只是对抗，也是一种交流，这个纠结的过程，当然是一种文化对抗，没有对抗，就没有新意。”而如何在复杂的文化对抗中实现自身身份认同，就成了个体需要关注的焦点问题。

作为20世纪90年代最重要的华语电影导演，李安自身便有着独特的经历和文化身份的多重性。李安父亲是从江西移居台湾的“外省人”，李安从小就同时接受父亲的传统儒家思想教育和台湾学校的美式教育，随后，本科和硕士的学业均在美国完成并与太太在美国定居。李安自身的成长经历就展现了文化身份的杂糅性，他更是以独特的叙事和影像风格，通过《推手》《喜宴》和《饮食男女》这三部电影向全世界展示中国文化生动面貌的同时，也展现了中西方文化之间身份认同的微妙且激烈的冲突和变化。《推手》重在表现中方父子和西方儿媳妇在同一屋檐但不同文化背景下的身份冲突与逃避；《喜宴》重在表现特殊情境下东西方婚姻文化与性文化的冲突与妥协；《饮食男女》则是通过“食色，性也”探讨原生家庭中的父女的多维冲突与双向媾和。

这三部电影均叙述了被家庭制约的个体在文化夹缝的困境中，如何突破自我的文化身份认同，建构新文化身份认同的过程。除此之外，在电影原生家庭的各种问题与矛盾的化解中，也引发了对身份认同在文化与精神方面的现代性思考。

《推手》是李安导演的第一部电影，他用独特的表现形式和叙事手法，向世界展现了西方语境下的中国传统家庭观念。《推手》讲述的是来自中国大陆的退休太极拳教授老朱，被儿子晓生接到美国，与美国儿媳妇玛莎、混血孙子杰米一起生活所发生的故事。代表中国传统文化的老朱和西方现代文化的玛莎在日常生活中，习惯、文化和观念完全不同，有着难以调和的冲突矛盾。影片也是从二者同一屋檐下，但不同的生活展开叙事：一边是打太极拳的中国父亲老朱，神情专注、动作轻盈而缓慢，而另一边的美国儿媳玛莎正快速地敲击着电脑键盘，两个画面一动一静，体现出两种文化的不同[]。午饭时间，老朱吃的炒菜米饭，而同一餐桌上的玛莎却以饼干和沙拉果腹。饭后，老朱静坐练书法，玛莎则去跑步。影片里，在客厅打拳看电视的老朱和卧室写作的玛莎之间，有着一堵坚实的墙，两个人在自己的封闭空间中做着各自的事，两人之间的隔阂同样暗示着中西文化间难以调和的冲突。身为儿子的朱晓生知道自己的美国妻子和中国父亲的相处出了问题，并没有对中国传统的“孝”这一至高无上的家庭伦理价值观绝对服从，而是逃避。尽管晓生为尽孝道，把父亲从台湾接到美国养老，但在美国结婚生子的晓生的生活早已完全被美国化了，全家人的生活方式和态度都与老朱截然不同[]，他们的父子伦理身份认同都遭到了挑战，晓生作为中间的桥梁，没有想过实际有效的方法来改善父亲与妻子的关系，导致后来父亲与儿媳妇关系恶化，不可调和。玛莎在家因为受到老朱的干扰无法安心工作，情绪严重，导致胃出血住进医院，出院后更无法接纳老朱。老朱因为在家生活沉闷，出门溜达结果迷路了找不到家。这次，晓生对父亲的孝战胜了对妻子的爱护，他对妻子发了一顿脾气，妻子的隔阂的心墙也被丈夫动摇了。尽管老朱最后被找回来了，但在看似平和的家庭氛围下，中西文化差异仍隐藏着各种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