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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希法国三部曲：《拉孔布·路西安》《影子部队》《克兰先生》…对于故事而言，洛塞处理显然下风，相比安氏不几年之后的《职业，记者》…好在亚历山大·图尔尼尔扛起重任，丰富的手持镜头和绝佳构图（从《幽情秘史》处可见洛塞对此大有要求）接管了因故事衔接迟钝导致的情绪空白。

“克兰先生”的另一重身份当然可以作为希区柯克式“麦格芬”的影子来解释，不过终了镜头凝视逐节闪过的车皮中无神的面孔，德龙裹挟其中，或通向达豪和奥斯维辛——洛塞已然笃定绝不赋予此片“身份困境”或“错位悬念”上的解释。作为暴力的施加对象，所谓犹太身份是纯粹政治的概念，而暴行的发生则是其去政治化的结果。

洛塞避免影片有丝毫悬疑质感或“私人侦探片”的类型倾向，为的是充分说明结构性与非理性结合导致的无差别暴力——成为一种消费的对象，并且不断再生产出第三第国种族政策的生产条件。德隆彻底的一头雾水并不是悬念叙事找不到谜底的开关，而是洛塞不需要一个看似揭开一切故事谜团的逻辑解释，在一种强大决断力前，逻辑和“合乎常理”是不可获求的。在此，导演不允许任意的观看快感和解密托辞来削弱严肃性，即便这个故事本身极其富有情节上的吸引力。《克兰先生》是与《辛德勒的名单》《浩劫》同理的影片，但不乏有观众带着欣赏《红袍与黑幕》和《战斗列车》等二战类型故事的心情去期待这部电影，结果自然是被向来也精熟类型的洛塞婉拒，也许这种文本和影像讲述之间的落差是被有意设置，为的是带来更加猝不及防的心理冲击。我们应该完全肯定洛塞一丝不苟的严肃性，因为他作为一个曾经切身体会的人，虽然没有经历波兰斯基那般，却也直接领教了民主中的悲剧，在50年代初的那场好莱坞风波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