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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告须菩提、诸菩萨摩诃萨。应如是降伏其心：‘所有一切众生之类，若卵生，若胎生，若湿生，若化生，若有色，若无色，若有想，若无想，若非有想，非无想，我皆令入无余涅盘而灭度之。如是灭度无量无数无边众生，实无众生得灭度者，何以故？须菩提，若菩萨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即非菩萨。’”

“佛告须菩提：‘尔所国土中，所有众生，若干种心，如来悉知。何以故？如来说诸心皆为非心，是名为心。所以者何？须菩提，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

和朋友见面吃饭，由贵州而提起凯里这个名字，进而提到《路边野餐》。甚至他已经想不起导演是谁，也说不出讲了什么故事，只说喜欢里面的山水，喜欢那样的氛围。冥冥之中，我觉得这部电影会很有趣，野餐是我小时最喜欢的活动。

电影英文名叫《Kaili Blues》，蓝调，忧郁，缠绵，若按照古人的起法，可以称为《凯里怨》。开始我极难卷入电影中，那些熟悉的方言和尴尬的对白，演技拙劣，不明就里。电影的叙事在过去、现在、未来不断跳动，即便静下心来梳理这个故事，觉得也只是一片水气汪洋的世界。像陈升出狱后在盘山公路上开车的镜头：画外音是内在对白，内在对白是主人公的记忆浮现，而主人公正身在一趟未知的程途。

我是熟悉《金刚经》的，也熟悉贵州的贫穷，熟悉它的气候，熟悉那些人，熟悉诗歌。表面看来这些是毫无瓜葛，可是在水稻、苞谷生长的蓊郁山水间，它们盘根错节，彼此含混，甚至疯狂滋长。刚看完电影时脑海中的氤氲状态，在我看到导演说“荡麦”意味着不存在的地方时，一切开始清晰起来，连贯起来，清晰中越发惶然。这种清晰并不能代替氤氲的感受，电影的清晰反而将这种氤氲状态连接到电影之外，连接到我的现实。这时电影是魅惑的，像一个幽深的洞把一切都卷入。

发生在凯里、镇远之间的一切只是陈升的梦，而这个梦里纠缠着几个巨大的原始情结。陈升从小被母亲遗弃（陈母从镇远改嫁到凯里乡下），长大后学过医，操社会，但与母亲之间，既恋又怨，一直有心结难以解开（医生难解心结，这话从老医生光莲口中说出）。陈升入狱后与妻子协议离婚，但彼此情深，出狱后才知道妻子已经在一年前去世，久久无法释怀。老歪是陈升同母异父兄弟，因母亲去世将房产给陈升而对他心存怨恨。而在老歪儿子小卫卫身上，陈升看到了童年被母亲遗弃的自己，所以想让卫卫跟着自己生活。陈升操社会跟的大哥花和尚，早年被害的儿子经常托梦来要块表，于是在镇远开了个钟表店。小卫卫也喜欢表，于是花和尚将他接到镇远玩耍（实际上是老歪当个甩手掌柜）。陈升因为母亲的遗愿将启程去镇远接回小卫卫，同时老医生光莲说起年轻时的“朋友”林爱人也在镇远，于是托陈升带去信物以作“告别”。光莲故事的加入很重要，梦之所成，在想与因，这正是一个很总要的因。光莲与陈升母亲要好，年轻时也与“爱人”分开，却在陈升出狱前一个月丧子，于是陈升与光莲之间形成互补关系。光莲留下带血的蜡染布——作为纪念，托陈升带去的衣服、相片、“告别”磁带——放下心结。告别即放下，这一趟镇远之行即是陈升的开解心结之旅，于是在一个不存在的地方“荡麦”，以迷离的梦境出现。那些摇晃的长镜头，突兀的对话、导演不合理的主观意念插入，都是在为这个梦境加持、增魅（即便有现实具体的原因，它达到了增魅的效果）。而寻找吹芦笙的苗子、摆渡过河、打酒、取衣服、理发、演出，这些事情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却又那么现实，这就是梦。

这个电影对我来说，后劲巨大，将我摆脱其间的努力化为泡影，将我吸入其中却毫不费力。如果是16年上映时看这个电影，或许我还不至于如此。等到我远远地观看贵州那方天地，有深入它的腹地去体验、比较之后，我才开始完成对我的认识、认同、内化、外显。我在现实中见闻过很多操社会的人，或是“放鸭儿钱”（赌场高利贷）的大哥，或是专偷专骗的行家，或是黄毛红毛青龙白虎无所事事的小混混，牌贩子，以至于弄得仇杀自杀，家破人亡。我也见到过着养生送死的勤谨日子的各行人，可就在这样的平凡之中，他们不知何故地逐渐被抽干精血，以至于渐渐自暴自弃，并暴他弃他，如此循环。两者都使我频频落泪，怪罪天地不仁。

“尔时，文殊师利问维摩诘言：‘菩萨云何观于众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