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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三）唐宋时代史学之进步。（1）南北朝以前，正史皆一人所撰，唐以后搜辑之史料渐多，任何一方面，均非个人之力所及。故在原则上，变为集众纂修。（2）昔人所重视之史实为（A)理乱兴衰，（B）典章经制二者。（说本《文献通考·总序》，前者为政治上随时发生之事实，后者为预定之制度。）前者正史中之本纪、列传载之，后者详于志。但（甲）前史皆断代为书，不便通览。（乙）纪传又以人为主，将事实拆开。故宋有司马光之《通鉴》，唐有杜佑之《通典》，宋有马端临之《文献通考》以救其弊。（3）前代无专讲作史方法之书，至唐而有刘知几之《史通》。（4）南宋郑樵作《通志》，欲改划代之正史为通史，其《二十略》，又推广门类于旧史之志以外。

（三十四）自魏晋至唐宋文学之进步。（1）自骈文兴后，文字与口语日远，诵读之调与口语之调各不相同，乃有四声之说，起于梁时之沈约等。而文与诗皆发生所谓律体。（2）因骈文浮靡不适用，而取法于古之散文代兴，以未浮靡时之文字为法，而说当时之话。其徒自称为古文。（3）骈文仍存在，而益近律体。唐初已然。至唐末，遂成所谓四六体，宋人为之益生动，而极其变化。（4）佛家之禅宗及理学家，不求文饰，而创语录一体，即如口语书之，又说书之业盛行，笔之于书则成平话，而语体文渐兴。（5）诗体至唐而大备，诗境至宋而扩充至极，后人于诗，尚未能于唐宋两种诗以外别开新境界，盖其发达已转入他途矣。（6）其途唯何，曰是为词。此系杂糅中国之旧乐与外国输入之新乐而成，其后遂为曲。曲之用代言体而可扮演者，遂成为戏剧。

（三十五）印刷术之发达。（1）古代欲传诸久远之物，则刻诸金石。此乃欲以其本身供众览。（2）至“响拓”之术兴，乃开印刷之渐，然所刻之物大难。（3）隋世乃有雕版，至五代、宋而大行。宋仁宗时，毕昇又倡活字，详见孙毓修《中国雕版源流考》。（商务本。）此事于中国学术关系甚大：（A）学者得书易，（B)书之传者，亦远较前此为多。

（三十六）币制重要之变迁。罗马之亡也，交通破坏，城市颓废；一时商业退步，有改而重农之势。中国自后汉至南北朝，亦颇有与之类似之情形。试观其时币制之废坏可知。至隋唐之世，宇内清平，交易复盛，铜钱感觉不足：（1）国家既无此大量之经费整理，（2）私铸、私销亦不能禁绝。（A)既苦不足；（B)又病紊乱；（C)而交易之额日巨，铜钱运输，又觉不便。于是唐中叶后有飞钱，宋初有交子。飞钱乃后世之汇兑，交子则兑现之纸币也。由民间自为，而其后皆由政府之干涉，以至失败。货币为量物价之尺，其本身之价格宜划一而不宜纷歧。金银铜铁，本身同为实物，价格自难齐一。与其以两种以上之金属为主辅币，而设法维持其比价，自不如以一种金属为货币，而以纸代表其巨数。故飞钱、交子之兴，实合于货币进化自然之趋势，而为政府利用之以筹款之策所破坏。纸币既跌价不复可用，铜钱又被驱逐几尽而不能恢复，乃不得不代之以银。此事起于金之末年，至明宣宗时尽废钞币而大成。故中国之用银，乃所以代铜钱供零星交易之用，非以钱质量值轻；而以银与之相权。故对于以银为主币，视铜钱为辅币之理。（即视铜钱之本身无价格，而视为银币之几分之几。）始终不能了解。至前清末年，欲行银本位制，始终多所捍格，直至法币行，而货币政策乃告成功。

（三十七）唐以后赋税之变迁。古代税法简单，视谷物为重要之收入，其余需用之物，亦随时取之于民，称之为赋。分配之义。其后需用日繁，行政渐苛，此种赋遂成极恶之税。读《管子·轻重》诸篇可知。别一种指田亩出军用品之法，亦称为赋，所谓以田赋出兵是也。秦汉以后，两者并而为一，是为口钱，其时钱价贵，人民深以负担之重为苦。后汉末，钱法废坏，布帛渐成为代用品，于是户调之制兴。国家之征收，亦谷物与布帛并重，此等征收皆专取于农民。此时社会经济之情形已变，赋税宜多其途以取之，然政治家不明此理，仍止视此等专取于农民之征收为正当之收入。故桑弘羊之政策，受人反对；晋初定律，视酒酤等为太平后宜废之税，其法不以入律，而特著为令。历两晋南北朝之世，因天下分裂，未能废除。至隋文帝，乃实现此理想，将一切杂税悉数除去。此虽号为宽仁，实于财政原理大悖。唐中叶后，因地方为藩镇所割据，中央经费无着，不得不别开新路，而杂税复兴。其时藩镇亦有自设苛税，取之于民者。宋代养兵既多，仅加（1）删除、（2）整理，而未能尽废。行之日久，渐觉偏于农民以外之租税，有益于国，而并不病民，遂相沿而不废矣。此可见政治家知识之浅短，多沿袭旧理论，而不能观察新事实，有所发明。其实各种学术，均不免有此病也。此项赋税发达者，为（一）盐、（二）茶、（三）酒、（有时税曲。）（四）商税。（可分过税、住税二者，明以来过税特发达，是为关税与厘金。对外者，唐、宋、元、明有市舶司主之，清代亦称关税。）此时代税法之特堪注意者，为宋代入中钱帛、入边刍粟之制。前者系将一部分官卖之物（一）盐，（二）茶，（三）自海外入口之香药宝货，在中央收取货款，而由商人自诣各地取货。后者则指定商人入刍粟于缘边之地，而以货物与之相易，亦诣各地自取。此法将漕运与官卖，并为一谈，可免政治上运输之弊。现代以货易货之风渐盛，在国内亦未尝不可仿行。现代国家，欲有大量流动资本不易，如能将一部分货物，定为官卖，而用以货易货之法行之，更师宋人入中、入边之法，以减少运输上之弊，实必于经济、财政大有裨益也。明初之中盐，以一部分之盐与输粟于开平卫（今多伦县。）者相易，商人计运输亦难，乃自出资本，招民在其地开垦缘边，食粮既充，人口复增，即善用此法之一例。农民之负担，所苦者不在（一）田赋，而在（二）临时之杂派及（三）力役。临时之杂派唯乱世有之，无从在立法上加以矫正，役后则平世亦有。故其病民更深，其病民之根源，在其负担兼论丁（成年男子。）资之多少。丁在后世，根本无负担力。资之厚薄，并计一切财产，甚难确实与公平，且调查时弊窦极多。此法谓之差役。王安石欲令出钱而免其役，以其钱雇人充役，是为雇役。在当时为旧党反对，未能久行。然其后终于走向此一路。所争者（A）专论丁粮，（B）抑兼论一切“物力”以定负担之标准耳。兼论一切物力，在理论上自较公平，然徒滋弊窦，公平之目的，仍不能达，尚不如专论丁粮之简，故明末渐走向此一路。（C）更进一步，则所谓专论丁粮者，实系“丁随粮行”。即不论丁之有无而将一地方所有丁额，硬派于有田之家。至此则不啻加田赋而免其役矣。自此以后，各地方之丁额略有一定，与实际丁数全然无涉，只是一地方所负担丁税之数耳。清圣祖下“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赋”之令，不知者颂为仁政，其实彼正觎破此中消息也。自此以后，力役之法遂废。（直到最近始恢复。）此固能免于扰累，然国家之收入所失亦不少，在建设方面尤甚。因农民有时有余而可供征收之劳力，无法变成金钱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