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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咨询后，她对我说：“我第一次敢承认我对我老公的付出原来并不是爱。”

 

 

 

但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之间其实仍然有着巨大差距。

 

现实中的男女关系，毕竟不能被简化为女权主义者眼中的权力关系，而且女权主义者往往毫无保留地同情女性群体。

 

这就是为什么我会觉得女权主义者骂Ayawawa时捉错用神了。

 

中国人往往需要社会角色来定义自我，比如我是谁的女儿、谁的妻子、谁的下属……而在西方社会，个人的概念是独立的——个人就是个人，对社会关系没有那么大的依附性。

 

 

或许正是因此，中国的女性主义者在吸收了西方的女权主义思潮后，虽然善于识别权力结构、以及批判结构性压迫，却并不擅长剖析中国男女所承担的复杂社会角色以及由之而来的心理问题。

 

例如，她们也常常把心理学里描述的那些精神失调解释为父权社会的后果，认为父权社会是导致女性不快乐的唯一原因，而男女平等的社会就不会再有压抑了。

 

可在男女已经非常平等的芬兰社会，极高的抑郁比例、以及酒吧里成群买醉的男性都让我对这样的假设深表怀疑。

 

而Ayawawa那种情感分析师所相信的，是通过足够的思考、计算、改变，让婚姻可以成为一个痛苦较少的人生体验。

 

他们面对婚姻中的问题时，往往会努力找出原因——自卑情结、恋父情结、不安全感等等不一而足——继而提出“实用”的方案对策：督促来访人改变形象、提升沟通技巧、甚至帮她们设计朋友圈……

 

所以，Ayawawa说：“谁痛苦谁改变。”好像只要一对症下药，就能预防和阻止婚姻中的痛苦了。

 

女性主义的婚恋观和Ayawawa的婚恋观虽然都瓦解了问题，但实际上并不能解决真正的矛盾。

 

任何的理性的分析都是有瑕疵的，而我相信，生活本身就会帮助人们成长并做出选择。

 

 

在日常生活、微观层面进行变革的尝试和可能，反而比各种理论各种主张更有力。

 

比如现在我会不断给我先生洗脑，让他重视女性在家务劳动上付出的时间，让他认可这些劳动的价值。而另一方面，我也会去反思自己过去并不能完全理解他渴望获得成功的努力、他那种害怕失败的强烈焦虑感、以及他身为男性在这个社会中的难处。

 

“婚姻本身会教会善于分析的人一种谦逊。”阿兰·德波顿说：“不成熟的爱，往往是在对婚姻的过于理想化和失望感之间摇摆不定的故事。”

 

或许，当中国的男生能够理解Ayawawa的粉丝，而看Ayawawa的女生们也能多看看女性主义时，我们离成熟的爱，才都能更近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