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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的第72届柏林国际电影节泰迪熊奖评审团奖颁给了一部纪录片——《妮莉和讷亭》，它是马格努斯·格滕导演承接之前的纪录片《每一张脸都有一个名字》和《希望的港湾》完成的作品。

在《每一张脸都有一个名字》中，导演通过Nils Jerring留下的纪录片《Vittnesbördet》，探寻了二战时期“白色巴士行动”的幸存者，把这段影像资料中出现的幸存者面孔“命名”。

其中出现的一张神秘东方面孔“黄讷亭”成为了导演继续深挖下去的线索，从而诞生了《妮莉和讷亭》这部纪录片。

这部影片从黄讷亭的同***人妮莉的孙女Sylvie的视角出发，为观众轻轻揭开了这位“中国的圣女贞德”的一片面纱。

导演通过帮助Sylvie不断地去了解她曾经不愿接受的家庭故事来还原那段历史真相，从祖母妮莉和她的爱人黄讷亭的日记、照片和影像中，观众与Sylvie一同发掘了妮莉和讷亭在纳粹集中营里度过的艰苦岁月和点缀其中的甜蜜滋味。

整部影片便是一段孙女与祖母的超时空对话。

影片没有直观地放出二战时残酷的影像资料，在旁白念出妮莉和讷亭的日记中描述的混乱时，画面用黑白影调展现了法国的自然风光和乡村景象，和日记里描述的痛苦集中营生活形成了鲜明对比。

平静的语调和宁静的影像背后隐藏着巨大的情绪——对战争的控诉和面对战乱的不安。

这部片子对想要了解黄讷亭这位民国奇女子的观众并不那么“友好”，他们对二战集中营里这对女同性恋的窥私欲无法被满足，因为不论是黄讷亭个人的经历还是她和妮莉的爱情，在片中都只是浅尝辄止。

它的重点不在于呈现黄讷亭和妮莉之间的同性之爱，而在于她们的孙辈如何看待自己祖母性少数群体的身份，这影响着她们对自己的身份认同和对家庭的归属感认同。

在片中，一位妮莉和讷亭的男同性恋友人的女儿便坦言，当她发现父亲在家庭之外还有一位同性恋人时，她说：

“我开始怀疑自己，怀疑自己的性取向。”

因此，《妮莉和讷亭》并不是要带领观众完全揭穿当年的来龙去脉。

就像片中将黄讷亭的照片映衬在湖水中的视觉设计一样，现在的人和曾经的人永远隔着一层不同介质的屏障，无法穿透。

导演借Sylvie的视角来讲述这段历史，其实是在表达自己的时空观和历史观，使这部纪录片不仅仅局限于几张照片和几段影像，不止步于那段历史，而是通过历史与现实的交织，将价值放在了更有意义的当下。

当孙女Sylvie坐在妮莉和讷亭的房子里，看着老胶片中记录的、发生在这个房子里的、关于她们两个的故事时，Sylvie踏入了晚辈对长辈身份接受和自我身份认同的过程，完成了将祖母的日记扔在垃圾堆里的母亲没能完成的事情。

黄讷亭也是一位好的“纪录片工作者”，正因为有她有用相机和胶卷记录生活的热情，后世的人们才有机会通过这些点点滴滴去窥探历史的一角。

《妮莉和讷亭》这部作品中记录了了Sylvie对黄讷亭的看法和重新认识她的过程，同时又包含了黄讷亭当年用胶卷记录下Sylvie的影像。

她幼时的模样与现在的白发苍苍在影像中交融，她也逐渐接受了一切被刻意隐藏在历史中的家庭真相——她的祖母不仅是一位歌手，还是一位间谍、一位战争英雄，她有一位同性情侣，那是一个叫黄讷亭的中国和比利时的混血女人。

当然，影片不只使用了现在和过去的影像来完成这段穿越时空的对话，更重要的是那位在前两部纪录片中出场的历史见证人——Irene。

儿时的她和母亲也被困在了黄讷亭所在的集中营里，是黄讷亭用自己的军人素质和外交官见识拯救了母女二人的生命，黄讷亭对Irene的母亲说：

“如果出去之后你的女儿将来也有了自己的小女儿，我希望她能以我的名字命名。”

就这样，当Sylvie见到年轻的讷亭时，曾经对于祖母的不理解和对历史的疑惑都消解在这场巨大的感动中。

1971年年轻的讷亭出生，1972年2月黄讷亭去世，这是历史的巧合，也是命运的安排。这位神秘的民国奇女子以另一种方式在世界上留下痕迹，才让我们得以从历史资料和一声声口述中拨开历史的疑云。

让这部影片获奖的最大价值就在于此，Sylvie等人试图去理解了祖父祖母们曾经既有家庭又在外有同性伴侣的生活方式，并最终接受了自己的家人和家庭。

同时，她们接受的过程又给予了观众现实的启发——在妮莉和讷亭生活的特定年代，她们的遭遇是我们现在无法感同身受的，因而她们有着自己的生命逻辑和自由追求。

在我们这个正在追求性别、性取向平权且有了一些成果的时代，我们也应该有符合我们自身生命逻辑的生活方式，我们同样也能活得奔放精彩，但也许这一次，我们可以用不会伤害家庭和爱人的方式，更加勇敢地表达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