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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ld Field说他主角的角色换成任何职业的上位者都可以，只是指挥这一形式更明显，所以我一个非艺术类出身的门外汉斗胆来呈现一下电影的展开。

很明显这部影片是一个角色研究，冷淡的调性也符合研究这一形式——就像研究CRISPR，它可以是有益的，也可以是有害的，也可以是潜在有益或有害——只是研究。

在电影中，Lydia Tar作为女性同性恋者的唯一作用就是这个身份没有任何作用，她只是一个人，就像《Titane》里她的孩子完全可以是从她的**管里生出来的——但同时Tar又根本不是一个人，而是各种关系的载体。

这里需要提及一些臭名昭著的sexual predators，像罗曼·波兰斯基，哈维·维恩斯坦。罗曼波兰斯基拍了一部《我控诉》，我控诉中犹太军官是个彻头彻尾的倒霉蛋子，它什么也没做，但因为当时的社会环境承受了莫名的罪名——一个洁白无瑕的可怜人；而Tar，的确导致了一个女孩的间接死亡，一个罪有应得的人。波兰斯基的自辨意味在我看来会更强一些，他完完全全在诉说着社会环境对那个可怜人的不公，查案的人借着他上了位、知识分子借着他扬了名，但除了牢狱之灾，他什么也没有得到——但Tar不是洁白无瑕的可怜人，Tar是权力流动的一部分，一个外在表现，她甚至不是一个人，而是观察权力的一个窗口。

影片一开头的大段长对话已经揭示了整个影片的议题：#RulesoftheGame.影片围绕Tar展开她身边的关系，除了和女儿的关系，每段关系都有一个共同的词——Rules.

和主持人的采访中提到maestro与maestra，观看者与被观看者的Kavvanah不一致（“intention,” or “devotion”），用以往杰出女音乐家的例子驳斥主持人提到的性别歧视。

maestro和maestra已经是老生常谈的话题了，机会是成功的一部分，但投机在上位者嘴里成了——规则，比如奥斯卡，大家似乎都默认政治正确已经成为了评比的标准之一，但这和电影的质量有什么关系呢？因为我是有色人种，所以评比的时候需要考虑到我作为“弱势群体”的身份，如果我的胜出包含了这些潜在因素，那这又是否是另一种形式的投机？就像十几年前的白人会因为自己是白人而胜出——当然不是，因为这是规则，是各个时代的“政治正确”。 更何况即便大家都宣扬着政治正确，但93届奥斯卡仍然给了科恩嫂——是因为她演得好到足以三封呢，还是因为奥斯卡内里仍然是白的，有权力做决定的人没有任何改变——或者说权力本身没有改变——这都有可能。（没有质疑科恩嫂的意思，我很喜欢nomadland）

《早间新闻》第二季虽说评价不怎么好，但里面的身份政治倒是很有意思，Tar里也是如此，不管是上位者还是下位者，都视自己的利益为规则。Tar身边直接关联的有两个寻求上位的下位者，一个是Krista，一个是Francesca，F就是没有提出要求的K。F崩溃来找Tar寻求安慰时，Tar提到K总是在要求什么，而F你可以看到任劳任怨在Tar身边做助理没有抱怨——但如果有真正透明的规则，或者说没有被Tar这类人所诱惑，K为什么不选择更好的方式实现自我？因为这就是现在的规则——Tar感谢mentor，不是因为他交给她的音乐技巧，而是没有他就没有Tar现在的地位；Sharon同样也是出身与一个音乐家族，是有人领进门的（Goodnow sisters）；助理指挥塞巴斯蒂安，也是靠着Andris的关系——所以当Tar踢走塞巴斯蒂安的时候，他本来还在愤恨的质问Tar，但当Tar提到Andris后，他便明白了——这就是规则，他是如何上位的，那下一个人，也会因此规则而上位。所以F在没有获得助理指挥位置前，始终没有和Tar闹翻，尽管她可能对Tar的一些举动反感——但她没有背叛自己的利益。K让我想到了Olga，波伏娃的情人，即使出版了回忆录《萨特、波伏娃和我》来控诉波伏娃，但她的文字中再次展现了她对波伏娃狂热的崇拜与倾慕（来自该书评论区）——波伏娃为了满足萨特曾把自己的情人介绍给萨特“享用”，当然，“她同意了”——就如同出租车中F和Tar争辩的那一幕，“她同意了”。此处的同意不过是一种妥协，但过去的历史似乎总是女人在妥协，但正是这样的妥协塑造了现在的规则——仿佛理所当然。最终K因为无法自我实现而疯狂（我认为谋生是可以活下去的，只是来自权力上层Tar的封锁使得她无法实现自己的才华才导致她的自杀），F在没有得到助理指挥的位置后留下了Rat on Rat，彻底消失在了这个权力结构中。

这样的理所当然在影片中随处可见。大家都知道Tar和她的情人们的故事，但理所当然，直到塞巴斯蒂安自己的利益受损，他感到愤怒说了出来everybody knows；所有人都认为首席大提琴手会获得独奏机会，大家理所当然的祝贺着，她也理所当然的接受着，但当选拔被提出后，她的脸色不再显得理所当然；而这些事对其他人来说都是理所当然的，因为——这就是规则。助理指挥换了，规则选出来的；独奏总是首席，不管她的状态如何或者其他因素，反正这就是规则；独奏的首席被换掉了，这也是出于规则——这一点一点的妥协都成为了权力结构的一部分。Juilliard的那段谈话也展示出在现代媒体many see many的omniopticon里，每个人都在成为权力结构的一部分——正如后来Anti-Tar的活动里，公众的surveillance（我觉得翻过来不太行但凝视又不太完全正确）也是一种权力。同样适用于民主，不能管是哪个地方的民主，乐团看起来民主投票，但那却是相对规则底下的民主。而相对主义盛行的今天，一切绝对权力都被解构，同样，一切绝对意义也都被解构——川端康成的文字可以是厌女的糟粕，马尔克斯的一些作品可以是老男人发情的产物——经典早已不复存在，只是不知道谁敢去捅开德里达都不敢捅的脆弱窗户纸。尼采敢，因为他有超人；德勒兹敢，因为有差异与重复——但剩下的人，有的只是混乱。“chaos is a ladder”，你顺着爬上去，也会有人爬上来把你挤下去，这可能就是权力流动的意义所在——it comes full circle, but that is the rule of power.